以一個人的視野來看，是非功過真正轉頭即空，但以一個民族的視野來看，是非功過卻有著永恒的一面。戚繼光與人論道，說：“鞠躬盡瘁，夕死無憾，此即長生之術！”正因為念頭通達，他才能于復雜的政治漩渦之中，建立起戚家軍，為蕩平倭寇作出了最大的貢獻。想想岳飛何嘗不是如此，十二道金牌背后的殘酷，他怎么可能不有所洞察，但也只是慷慨赴死而已。后人批評戚繼光賄賂奸臣，岳飛愚忠誤國，皆是從一個人的視野來計較得失去，而非從民族，乃至文化層面去認真體會事件本身的價值和意義。 同樣的悲劇也發生在董其昌身上。他是明代后期的大學者，大詩人，大畫家，曾經為皇太子授課，曾經為朝廷大員，但是生活在明朝后期那個時代，圣人王陽明都沒有什么辦法力挽狂瀾，他能以書畫聞名后世，已經算是適得其所了。有朋友問我董其昌其人其事，談及野史中董其昌老年欺凌幼女事件，頗不以為然，以為太多藝術家多名不副實，不足以為后人效仿的典范。當代的藝術家確實不足以去判斷虛實，但董其昌卻值得后世文人尊重。即使有一些人刻意往他身上潑污水，試圖干擾我們復興傳統文化的努力，這一點卻依然要毋庸置疑。我們相信董其昌，并不是出于一種“先賢不能質疑、重新審視”的霸道認識，而是要樹立一種科學的文化信仰觀，以事實為依據，透過表象看本質的能力。唯其如此，我們才有能力去承擔起文化復興的重擔。 抹黑董其昌的文字止于野史中的《民抄董宦事實》一文，后人以此為據，詬病董其昌為人，甚至冠以“惡霸”這樣的稱呼。《明史》對此事件有個結論，認為董其昌是受人陷害，皆因他“督湖廣學政，不徇請囑，為勢家所怨，嗾生儒數百人鼓噪，毀其公署。”《明史》是清朝人修的，而且彼時董氏已經作古近百年，所以其更具有可信度。而《民抄董宦事實》一文，開篇即戾氣十足，有大字報之嫌，鼓動民憤的用心昭然若揭，進而文曰：“期時董宦少知悔禍，出罪己之言，猶可及止，反去告狀學院，告狀撫臺，要擺布范氏一門，自此無不怒發上指，激動合郡不平之心。”“擺布”這個詞誤導性太大，主觀性太強，在此，不敢署名的作者確實代表全郡人民表達了憤慨。但一個明白的讀書人對這類文字都會有所警惕。拋開所有的情緒化因素，就會發現整個事件很像是由仆人的亂作為引起的碰瓷事件。至于“若要柴米強，先殺董其昌”，這樣的口號著實在于煽動群眾，而非事實本身。因為燒了董其昌的家之后，那些人也沒有富裕起來，甚至沒過多少年，大明朝都成了一場夢幻。 歷史考據，陳世美本是清朝人，為官清明，得罪了兩個前來求官的老鄉，被編排成了忘恩負義的駙馬爺。文人借助于冠冕堂皇的旗號和蠱惑人心的文字，鼓動民眾運動攻擊異己，這是從明代后期開始的一種風氣。彼時的文人放縱自己的欲望，忘記了圣人的“忠恕之道”，反以之為一種極端信仰的工具，鏟除異己。夫子曰：“過猶不及”，心中有愛恨情仇的念頭，做任何事情都不免有失偏頗。一如我們現在有些人對董其昌的誤解，實際上并不是董其昌的問題，而是我們自己在讀書學習的時候忘記了原則，失去了判斷力。恰如習主席所說，這些人實在是“一知半解就哇啦哇啦發表意見，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也有悖于科學精神。” 所以對藝術工作者來說，首先需要解決我們要做什么人的問題。所謂畫如其人，其為人也孝悌仁義，繪畫作品就不可能出現審美觀上的偏差。這才是中國繪畫為文化復興做出的最大貢獻。客觀來說，傳統文化的復興不是形象工程，需要無數的個體共同努力才能實現。而能將無數個體統一在一個軌道之中，共同的價值觀，或者審美觀是其中關鍵。當前的藝術圈混亂浮躁，就是整個藝術界的思想導向出現了問題。以丑為美，以黑為尚，以怪為新，一時藝術界烏煙瘴氣，生機萎靡。 不過蘇東坡說過：“世俗之患，患在悲樂不以其正，非不以其正，其所取以為正者非也。” 明代文人自以為大義在手，忽略了自己的本分，以致干涉朝政、結黨營私，大明朝的精力因此大多內耗，抵抗力下降。中國繪畫領域也是如此，太多人沒對藝術審美有正確的見解，卻局于利益的取舍以盲引盲，甚至以為自己是真理化身，對其他人的反對意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這跟明代那些狹隘的文人有什么區別呢？ 董其昌有詩曰：“行人不到邯鄲道，一種煙霜也目迷。”做為有志于傳統文化復興的人來說，是不是先從不人云亦云，邯鄲學步做起呢？ (責任編輯 王小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