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首次提出"供給側改革"，并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近期，"供給側改革"在國內各大媒體頻頻出現，并成為中國政府高層提及和曝光率最高的詞匯，也成為社會各界議論的焦點所在。這里將對"供給側改革"進行深入解讀和分析，以期與讀者共同探討我國未來經濟可持續性發展之路徑。

　　供給側改革的時代背景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我國政府果斷采取相應政策，在實現自身經濟增長的同時，為防范區域和全球經濟的進一步惡化貢獻了積極力量。但與此同時，由于前期的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特別是2009年至2010年期間的4萬億刺激方案，給現在的宏觀經濟管理遺留很多問題。長期以來忽視供給側，突出需求側改革使得我國目前宏觀經濟政策的邊際效應逐漸下降。例如，2015年央行已經連續5次降準、降息，但是企業融資成本仍然高居不下、經濟形勢仍然沒有得到根本扭轉。鋼鐵、化工、光伏等行業出現大量過剩產能。過度釋放的基礎貨幣沒有更好的投入到實體經濟，而是在虛擬經濟中空轉，進一步推高資產價格和泡沫。這都凸顯之前的需求側改革已經不適應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階段，需要尋求新的發展動力和活力，供給側改革應運而生。

　　供給側改革強調目前我國經濟出現下行壓力的主要矛盾不是總需求不足，而是供給結構出現問題，供給與需求不匹配。在此背景下，我國政府創新性的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圖破解目前經濟增長困境。通過優化供給結構，提高供給效率和質量，滿足現有需求，挖掘潛在需求，促成社會總供給和總需相匹配，最終實現經濟長期增長。

　　"供給側結構性經濟改革"或"供給側改革"由我國首次提出。與傳統的供給學派有類似之處，但更加系統化，更加規范化，是具有重大理論突破的宏觀經濟管理理念，必將對我國經濟"十三五"期間，甚至更長時間有深遠影響。

　　供給側改革的國際意義

　　強調供給側改革不僅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對全球經濟的復蘇和增長同樣有深遠意義。習近平在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三次領導人非正式會上指出，"我們要改革創新，為亞太經濟尋求新的增長動力。當前，面對新形勢新挑戰，唯有讓改革和創新兩只手一起發力，方能擰動亞太經濟的閥門、釋放強大動力。"習主席強調的"改革和創新"，"新的增長動力"無一不是此次供給側改革的重點。同時，習近平指出，"要解決世界經濟深層次問題，單靠貨幣刺激政策是不夠的，必須下決心在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方向作更大努力，是供給體系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

　　這一面向全球的戰略性建議充分體現我國對全球目前經濟形勢的客觀認識和清晰判斷，即傳統的經濟刺激計劃已經達到瓶頸。從貨幣政策來講，經濟下行壓力時央行通常會降低利率來刺激經濟。但自金融危機以來美，歐、日等國的基準利率多年保持在0%左右，已經沒有進一步下調空間。如美聯儲已將其基準率由2008年的2%連續降低到2015年的0.25%；而歐元區更是將其基準利率由2008年7月份的3.25%降到目前的-0.2%。此外，積極的財政政策也是國際社會通行的經濟刺激手段，但是也由于各國捉襟見肘的財力而愈發不可持續。在次背景下，只有加大供給側改革力度，通過結構性改革，努力實現供給需求的新平衡，才能從根本上緩解此輪全球經濟持續下行危機。

　　　如何實現供給側改革：人口、資本、土地、科技、制度

　　科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是經濟學中使用最為廣泛的一種生產函數形式，由美國數學家科布和經濟學家道格拉斯命名而來。它主要是用來探討投入和產出的關系，具體來講，科布-道格拉斯認為一國的產出（或供給）由人口、資本和科技來決定。基于中國的實際情況，我們對科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進行適度改良，加入土地和制度兩個"移位因子-shift factor"。鑒此，從人口，資本、土地、科技和制度五大方面來論述我國如何在結構性改革的框架下，實現供給側引導的經濟增長。

　　人口方面。我國目前老齡化程度愈發嚴重，截止2014年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已超過15%，總人數高達2.1億。勞動人口絕對值在2012年出現首次下降。伴隨勞動人口的減少，出生率的下滑，我國人口紅利日漸趨于消失。這種趨勢對于勞動密集型行業來說是一個非常嚴峻的挑戰。"十三五規劃的建議"提出的全面放開"二孩"政策是緩解我國人口老齡化的重要一步，但是考慮到如今育孩成本增加、工作壓力加大，預計即使全面放開"二孩"，出生率也不會有效增加。因此，我國政府應盡快實行"二胎"，甚至更靈活的計劃生育政策，進而確保我國人口結構能夠及早恢復自我正向循環功能。

　　除在人口供給方面的積極措施，在人口質量方面也應下工夫。我國目前初、中、高等教育入學率已達到中高收入國家水平，人口綜合素質也有很大提升。但是目前的教育體系不能適應21世紀科技大創新、大變革的發展，應多管齊下，使我國人口質量再上一個新臺階。例如，我國政府應重新認識并關注基礎科學，堅持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并重，而不是一味強調后者。基礎科學是整個科學技術的理論基礎，對技術科學和應用科學有著重要的指導作用。如今的技術強國，如美國、以色列無一不是基礎科學的重要研究基地。

　　資本方面。我國目前的金融抑制現狀比較嚴重，這也是影響供給側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眾所周知，供給側的重要主體是企業，但是由于我國嚴格的金融管制使得資本和企業之間的通道不暢通。一個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民營企業的融資成本較國有企業高出很多。另外，我國民營企業一般也較難參與資本市場的融資活動。沒有穩定、可預期、低成本的資金支持，任何企業的強大都是虛無縹緲的。因此，加快金融改革，提高金融支持實體經濟是目前的一項重要工作。

　　我國擁有全球最高的儲蓄率和外匯儲備，但同時資本成本也是全球最高的，不難得出經濟、金融結構出現問題的結論。提高直接融資比率，推進股票和債券發行交易制度改革可以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和增加企業的融資渠道。通過逐步放開金融市場監管、建設多層次的資本市場，便利最具逐利性的資本去追捧新產業、新科技。相應，產能過剩產業和企業自然會由于資本的退出而逐漸消退。

　　土地方面。古今中外，土地都是非常重要的要素稟賦。自20世紀90年代實行的農產承包責任制以來，我國農村生產力得到迅速釋放，為全國經濟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動力來源。但是近10幾年以來，農村土地改革一直沒有新的重大突破，極大的抑制了農民的現實和潛在消費，進而影響了農村經濟的發展。由于我國經濟的快速工業化和城鎮化，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這也導致農村地區大量農田荒廢，無人耕種。另外，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產權歸集體所有，現在并沒有真正流轉起來。以城鄉交界的農村集體有地為例，如果能夠通過市場化機制完全流轉，土地的價格將會得到極大提升。這樣一來，也會給農民帶來真金白銀的收入。

　　除了農村土地，城市土地，特別是工業建設用地也存在巨大的使用效率低下問題。由此導致城市住宅用地供應緊張，進而出現我國多數城市居民購房意愿強烈，但同時房價高居不下的供需矛盾。例如，根據國土部在其官網發布的《2012中國國土資源公報》顯示，2012年我國批準建設用地61.52萬公頃，而在城鎮村建設用地結構統計中，以建設工業園區為主要目的的工礦倉儲用地達到建設用地總面積的40.9%。但是由于規劃不健全、退出機制存缺陷等原因，我國工業園區用地總體出現閑置浪費、土地浪費以等現象。

　　科技方面。"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鄧小平也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我國在科技上的投入持續增加，截止2014年全國投入科研經費高達1.3萬億，占GDP2.05%，在高鐵、核電、高速計算機等領域我國已經走在世界的前列。但是與科技強國相比仍有不少差距，特別是在科技創新領域，我國目前仍然處于中等國家之列。根據2015年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發布的全球競爭力指數報告，我國排名第34名。

　　坦白來說，雖說BAT（百度、阿里巴巴、騰訊）等互聯網平臺給我國的經濟生活帶來了巨大變化，但他們仍然是舶來品，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原創。因此，我國企業家應充分發揮自身力量，創造出真正"顛覆性"的產品、模式、理念，進而通過新供給引領社會新需求，并實現經濟增長。

　　制度方面。制度是各個生產要素在經濟活動和生產過程中的連接點。一個好的制度可以起到潤滑劑的效果，可以加速各要素的流動和相互的正向促進作用。例如高效的行政審批制度將有利于活躍社會經濟主體和商業行為，進而激勵企業家精神和提升創新。同樣，一個低效的制度將阻礙各要素的自由流動，阻礙經濟發展。例如由于對某些壟斷行業（如出租車市場）的保護，使得一方面滋生政策尋租，另一方面限制民營資本介入，并導致社會需求的不合理抑制。

　　因此，我國政府目前開展的簡政放權、放管結合的轉變政府職能改革，有利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并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只有真正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真正實現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才能確保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供給側改革需要處理好幾個關系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是我國未來經濟改革的重中之重。可以相信"十三五"期間，甚至更長時間我國將以供給側宏觀經濟管理為核心思路，開展一系列的經濟措施。但是，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應該注重處理好以下幾個關系。

　　供給與需求的關系。供給側改革是糾正長期以來一味強調需求側宏觀政策，而忽視供給側改革的宏觀經濟管理思路。但同時，在解讀和政策執行過程中，不應矯枉過正，錯誤認為需求側經濟政策是無用的。恰恰相反，在供給側改革順利開展的同時，適當的需求側政策配合將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基于一項科技創新的商品提升了供給的質量和效率，滿足了消費者的巨大現實和潛在需求。但是，如果同時需求側改革使得消費者更有經濟實力購買此商品，這樣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將會在一個更高、更有效水平達到平衡，并保持相互匹配。

　　短期與長期的關系。供給側改革更強調長期性、結構性改革，需求側改革更側重短期、周期性改革。為了追求結構性改革，適當犧牲短期利益是可取的。但是如果不顧當期社會穩定，一味追求長期目標會蘊藏極大風險。我國的產業結構、就業結構等，由于長期實行以需求側為導向的宏觀經濟制度，已經非常固化，任何改革不應在一夜之間"破舊立新"。在當下人人談、人人議"供給側改革"的時候，我們應謹防"運動式"的改革，期望短時間內消滅十幾年期間積累的過剩產能，關停閉"三高"行業是不可取的。那樣只會造成大量職工失業，工廠倒閉，并為社會穩定埋下重大隱患。因此，我們應堅決按照習近平主席的指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即在確保經濟不出現大幅度波動，就業市場較為穩定的情況下，開展結構側改革。

　　政策與落實的關系。政策制定是一方面，而具體落實是另一方面，在某種程度上來講后者可能更重要。供給側經濟改革確實為我國今后的改革指明了方向，但是下一步如何落實將成為一個主要問題，甚至是難題。坦白來講，目前提到的多數供給側改革的具體措施，在歷次"十三五"規劃和經濟改革方案中都有體現，如結構性減稅、消減過剩產能、改革創新、降低（民營）企業融資成本、簡政放權。之前各屆政府也都將其作為改革重點努力推行，但是直至今日，普遍效果不佳，一些領域甚至愈演愈烈。究其原因是由于我國改革逐漸進入"深水區"，開始觸及不同地方、行業、部門的核心利益，使得改革阻力大大增加。所以，在接下來的工作中，供給側改革的難點會轉移并聚焦到執行層面。只有真正理解、支持、落實了相關政策，實現了產業的結構性升級，我們的改革才算成功。

　　國內與國外的關系。如上所述，消化國內的過剩產能需要時間。但是，我國政府可以充分利用海外市場，通過"空間換時間"，盡快完成過剩產能的消化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其中一個非常適宜的出路就是借力我國目前提倡的"一帶一路"戰略。眾所周知，我國水泥、鋼鐵、化工等產業高度過剩，但是這些過剩產能在周邊不少國家可能是急需的優質產能，因為這些國家基礎設施普遍落后，并已經成為當地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所以我國政府可以通過"一帶一路"，將我國過剩產能向海外市場輸送。但是，在此過程中一定要堅持"高標準"原則，在環境、勞工等方面遵循國際通行標準和所在國法律、法規，從而最大限度樹立我國海外投資的良好國際形象，進而便利投資行為的順利開展。

　　作者胡玉瑋，經濟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本文刊于《中國金融》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