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翁一在撰文中提到 ：當下解讀新一輪國企改革，需要用廣義的政治經濟學進行分析，而非囿于狹義的經濟效率。黨的意志領導下的國企改革，非但不會破除其行政性壟斷，甚至會鞏固此種壟斷。當然，它一定程度上了觸及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格局，但是，它無法避免新的利益集團填補現有利益集團的趨勢。從這個意義上講，此番國企改革將延續以往改革的命運，又將是一次避重就輕的重復。這一觀點值得思考。

　　在中國的國務院國企改革領導小組成立了8個月之際，中國最新一輪改革的國企頂層設計方案終于出臺，這也是國企改革自上世紀90年代啟動、經歷多次反復后的最新方案。

　　6月5日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三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兩份關于新一輪國企改革的文件：《關于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中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的若干意見》、《關于加強和改進企業國有資產監督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的意見》。

　　此次會議對國企改革的方向給出了明確的答案—— “確保黨的領導、黨的建設在國有企業改革中得到體現和加強。要堅持黨管干部原則，建立適應現代企業制度要求和市場競爭需要的選人用人機制。要把加強黨的領導和完善公司治理統一起來，明確國有企業黨組織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的法定地位。”

　　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生產資料公有制是其政治制度的經濟基礎，所以，黨對國企的終極領導，一直作為國企改革的基本前提被強調。盡管政企分開在改革之初就已提出，為的是解決政府以各種理由、各種身份對國企實施行政干預并使國企擺脫政企不分的尷尬境遇，然而，從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被正式確認為目標后，至今沒有達到。究其原因，不過是改革都從容易的開始，這一核心問題就一直被擱置。

　　而本屆政府的國企改革，也是如此，但此次文件的不同在于，它宣示了此番改革非但沒有朝著“政企分開”的思路前行，反而沿著“黨企不分”的相反方向演進，如果按照改革的邏輯而言，很難稱得上是不真正意義上的改革。

　　擁護市場經濟的輿論普遍認為國企要搞現代企業制度，就應“黨企分開”，在日常運營中不必拘泥于黨組織，更不必使黨組織處于“政治核心”的地位。面對今天的頂層設計，此種輿論乃一廂情愿。

　　黨管國企，意味著國企去行政化的改革路徑已被徹底棄絕。國企領導人依然是黨的干部，而不是朝著職業經理人的方向轉變，換言之，國企領導人是向黨組織負責，而非在傳統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對董事會、股東會、監事會負責。

　　既然對國企領導的定位不是單純的企業家，那么他們身后的國企就必然與民企有質的不同，決策層既不會把國企當成普通的企業來看待，更不會把國企變成普通的市場經濟組織，而是要求其在國民經濟中發揮獨特的作用，根本上，則是使其成為執政的工具。然而，協調黨的領導與現代公司治理、使國企領導既富于企業家精神又恪守黨的組織紀律，要完成上述互為捍格的目標，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防止國有資產的流失是此番頂層設計的又一重點，可以說，加強黨對國企的領導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防止國有資產的流失。會議指出“防止國有資產流失，要堅持問題導向，立足機制制度創新，強化國有企業內部監督、出資人監督和審計、紀檢巡視監督以及社會監督，加快形成國有資產監督體系。”

　　在已開展的數輪針對中央企業的巡視中，中央巡視組發現為數不少的“權錢交易”“利益輸送”“鏈條性腐敗”，造成大量國有資產流失。在一些企業中，部分紀檢監察機構監督責任嚴重缺失，既存在監督不力和形同虛設問題，又存在個別人掩蓋腐敗和自身腐敗問題、

　　顯然，新一輪國企改革，將為打破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格局付諸努力。最近的一項出人意料的國企人事任命，依稀看到了此種苗頭。不可否認，今日國企已成權貴把持的既得利益集團。部分國企掌門人及壟斷高管，因深厚的政治背景，在各自的領域形同獨立王國，于政商兩界翻手為云覆手為雨，成條塊分割之勢。中央正是看到了該集團借以“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名義使國有資產流失而自肥的趨勢，而放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步伐。

　　盡管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為“混合所有制經濟”注入了新的內容，指出“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同時強調，“鼓勵發展非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但是，股權的多元化絕不意味著私有化，在“國進民退”的大背景沒有根本改變之前，“混改”不可能觸及所有者缺位的核心問題。于是乎，一年多來，“混改”裹足不前也就不足為奇了。

　　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的國企改革大致經歷了經營改革、所有權改革、股權分置改革、“股改”后時代。但隨著改革的推進，中國建立了國資委，構建大型央企，推動了國有資產的證券化，但也造成了中國在國民經濟領域的“國進民退”。

　　自十五屆四中全會后，國企改革開始執行“有進有退”。不久，社會上刮起了“郎旋風”和“劉旋風”，逆改革潮流突然出現，以捍衛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捍衛公有制等名義，上綱上線對改革進行責難。在當時成立不久的國資委借著這股“東風”順勢擴權，將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決定中的由國家控制的“自然壟斷的行業”改為“重大基礎設施和重要礦產資源”，擴大國有經濟的壟斷力，把已準許進入礦產資源的民企收歸國有。為了做大國企，把許多“小舢板”組成“航空母艦”，為的是進入全球500強，以顯國威，完全偏離了十五屆四中全會《決定》，這就是自2002年以來的“國進民退”。

　　可以說，今日的國企改革正是建立在“國進民退”的基礎之上，新一輪頂層設計預示著“國進民退”會走得更遠，“做強做優做大”的提法就是“做大做強”的升級版。

　　理應成為改革對象的壟斷國企，反而成為力爭鞏固的對象。由此可見，新一輪國企改革把目標鎖定于打破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格局而非破其除行政性壟斷，完全是避重就輕的改革。

　　所謂行政性壟斷，即國企央企憑借公權力，主要通過進入壁壘的設置和對價格的管制獲得特殊的便利和優勢，從而形成不同程度壟斷勢力與地位的狀況。在行政性壟斷中，公權力和資本（尤其是國有資本）結成了緊密的聯系。中國的行政性壟斷產業，幾乎完全都是從此前的計劃體制中演化而來的。隨著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巨大的國內市場逐漸顯現出來，反過來突顯這些行政壟斷的價值。

　　行政性壟斷會形成高價格、低產量和福利損失，由此降低經濟效率并損害消費者的利益；而且由于基本消除了潛在競爭，致使效率損失的程度要高于一般的市場壟斷。行政性壟斷還會嚴重損害社會正義：通過壁壘設置和價格管制獲得不正當的利益；企業少交利潤，股東少分紅利；尋租過程中非生產性的租金耗散；關聯交易中壟斷利潤的非法轉移等等。壟斷利潤也可通過企業之內不正當的分配途徑構成（內部的）租金耗散：員工過高的工資和福利，管理團隊不當的在職消費，奢華的辦公場所等等。

　　由于公權力作為行政性壟斷的構成因素，以及政府部門在行政性壟斷的形成、維護和強化過程中的推動作用，在行政性壟斷對經濟效率和社會正義造成損害的同時，相關行政部門和權力機關的公信力和權威性也遭到相當程度的削弱和破壞。因此，與其說國有企業及對國民經濟的控制是“執政基礎”，毋寧說是一種真正的“執政威脅”。

　　當下解讀新一輪國企改革，需要用廣義的政治經濟學進行分析，而非囿于狹義的經濟效率。黨的意志領導下的國企改革，非但不會破除其行政性壟斷，甚至會鞏固此種壟斷。當然，它一定程度上了觸及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格局，但是，它無法避免新的利益集團填補現有利益集團的趨勢。從這個意義上講，此番國企改革將延續以往改革的命運，又將是一次避重就輕的重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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