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是一個有重要影響的人，人們對其歷史定位與評價多有議論。有人說他的“獨尊儒術”“三綱五常”為中國兩千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奠定了理論基礎，誤導了中國；有人認為他從“焚書坑儒”的“火堆”中救出了儒學，使剛剛統一的中國就有了統一的思想，對于中國長期的統一、穩定、發展、進步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歷史作用。這兩種觀點，其實體現了兩種不同的歷史文化觀，而歷史文化觀直接影響著我們對歷史文化的態度。

        2014年2月24日，習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認真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精華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值，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要處理好繼承和創造性發展的關系，重點做好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這一重要論述，闡述的正是當今時代我們應該堅持的歷史文化觀。堅持這一歷史文化觀，就要辯證處理好五個關系。

        精華與糟粕。對待中華歷史文化包括儒家文化，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但是，何謂精華，何謂糟粕？如何實踐，后果如何？這些都需要認真思考。首先我們要承認任何民族與國家的歷史文化，都有其精華與糟粕，這是歷史文化的一種常態。對于歷史文化中的精華與糟粕，要分清孰多孰少，精華多者總體上可以說是一種優秀歷史文化，糟粕多者總體上可以說是一種落后歷史文化。我們應認識到，農業文明不等于落后的文明，長期在封建社會傳承的文化并不一定就是糟粕性的文化。中華歷史文化總體上看是精華多于糟粕的優秀歷史文化。我們應該有這樣的文化自覺、自尊與自信，挺直自己的文化脊梁。

        批判與繼承。對待中華歷史文化，要批判地繼承。批判是手段，繼承是目的，兩者不能顛倒，不能只有批判沒有繼承。文化發展確有不破不立的問題，但破易立難。荀子講過：“舊禮已廢，新禮未立，必生亂象。”在這方面，中華民族曾付出沉重的代價，需要清醒理智地進行反思。而今，我們的文化發展進入了繼承、弘揚、轉化、開新的新時代，要立字當頭、建設為主。對于歷史文化，我們的思維方式和方法論要從“批”與“破”的慣性中解放出來。批判的武器是需要的，但不當的批判會付出沉重的歷史代價。

        文化與政治。從一定意義上講，任何一個民族都是一種文化存在。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生命，道德是文化的靈魂，歷史是文化的筋骨。作為一種政治文化，意識形態也是文化的組成部分，雖然它反映特定階級的文化主張，但也決不可能脫離自己民族和國家的歷史文化。中華歷史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與魂，是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是中華民族凝聚力與創造力的源泉。我國歷史上，不同王朝的統治者不管主推哪種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也不可能“揪著自己頭發”離開自己本土的歷史文化。這反映出文化與政治之間的緊密關系。幾千年來，統一、穩定、進步是中國歷史的主流，這與中華歷史文化有直接關系，不能簡單地把中華歷史文化貼上“皇權專制”的標簽。

        動力與阻力。以儒學為主干的中華歷史文化究竟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動力還是阻力？中國近代的落后使阻力論逐步成為主導，很多問題都歸罪于儒家思想。實踐證明，這樣的認識是不客觀的。1984年，谷牧先生曾指出：“有許多人認為，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經濟發展不快，就是因為吃了這位老夫子的大虧，這是第一種看法。當代國外又有與此相反的第二種看法，認為世界二戰后經濟發展快的，多是儒學影響較深的國家和地區，被提到的有日本、韓國、新加坡、臺灣、香港，近幾年來我國大陸也被列入這個名單。”這兩種看法，一種是阻力論，一種是動力論。現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偉大成就，我們更應該認識到“西方中心論”歷史文化觀的局限性，認清中華歷史文化的當代價值，樹立正確的歷史文化觀，使中華歷史文化更多地成為我們發展的動力。

        本土與外來。文化歷來是多彩多樣的，不同文化之間的接觸與互動也是不可避免的。但任何一種外來文化，不論其如何高明，若不實現“本土化”，就會水土不服，難以生存與發展。因此，對待外來文化我們切不可照抄照搬。我們黨對此有著清醒認識。我們強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使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歷史文化中的精華相結合。只有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才在中國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作者為首都師范大學教授、國際儒學聯合會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