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賺得的財富悉數漂洋過海來到了中國，來到戰火襲擾、災害頻仍的閩南⋯⋯橡膠產業為他帶來了億萬財富，而支持中國的革命與教育事業，則成為他財富的歸宿。

        撰文：曲哲，來源：《中國慈善家》雜志2013年3月刊

        在一本描述近百年亞洲商業巨頭的著作《亞洲教父》中，美國作家喬•史塔威爾稱陳嘉庚是那個年代唯一沒有以買辦身份發家的企業家，他不走行賄路徑，純粹靠發展商業貿易胼手砥足搭建起自己的商業大廈。當時一位英國大臣考察新加坡工業后稱陳嘉庚的公司是“亞洲最大的企業”。
        今天，“橡膠大王”的輝煌早已沒入歷史煙塵，而陳嘉庚創辦的廈門大學、集美大學，仍在澤被后人，他作為一位慈善家不斷被后人提及、緬懷。
       “金錢如肥料，散播才有用。”這是陳嘉庚對金錢的見解。至1934年，陳嘉庚經商30年，獲利1900 萬元，僅資助廈門大學和集美學校就花去800萬元，約占獲利總額的42%。
        大教育家黃炎培評價陳嘉庚道：“發了財的人，而肯全拿出來的，只有陳先生一人。”并稱陳嘉庚“毀家興學”。雖然陳嘉庚一直否認“毀家興學”，但是他的一生卻恰好證明了黃炎培所言不虛。
        他是個工作狂人，卻不迷戀錢財。他用錢財支持過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后來又成為毛澤東革命的重要籌款人，延安革命經費的相當大一部分來自陳嘉庚的籌款。此外，他投入最巨的，是家鄉福建的教育事業。
         從拖著辮子、穿著長袍馬褂，到梳著短發、穿著洗得發白的西裝，陳嘉庚帶著滿面的風霜穿梭在福建和新加坡之間，就像一架不知停歇的機器，在新加坡就是橡膠業、航運業的運營、算計，在福建則是小學、中學、大學的興辦管理、事無巨細的統籌，那些在新加坡賺得的財富悉數漂洋過海來到了中國，來到戰火襲擾、災害頻仍的閩南。他的所有產品都用鐘作商標，鐘聲象征著中國人民的覺醒。
         新加坡的歡樂場燈紅酒綠、紙醉金迷，陳嘉庚卻從來不是富豪大亨圈子中的一員，他滴酒不沾，無任何不良嗜好，一生也從未卷入任何關于女人或賭債的丑聞。在那個極其腐敗的年代里，他的理想、他的鮮明的親共立場使他與逐利的商人們和族人們格格不入，他與親國民黨的“萬金油”大王胡文虎勢同水火。
        當地的華裔商人往往將融入當地政治圈子以謀取商業利益視為最大成功法門。陳嘉庚卻自我例外。他不以商人自奉，還多次向人表白, 他也是一個知識分子，并一手創辦了《南僑日報》。
        陳嘉庚對教育事業的首次發愿是為胞弟所刺痛。有一次，剛剛新婚的青年陳嘉庚回鄉省親時，看到自己的胞弟整天無所事事，赤裸著身體四處瘋玩，他很是氣憤，把胞弟綁在樹上，拿起鞭子就痛打了弟弟。
        之后陳嘉庚痛定思痛，除了留下部分家用，他拿出全部積蓄2000銀元，在村里創辦了惕齋學塾。然后這位傾盡身家的年輕人不得不離開新婚燕爾的妻子，回到新加坡為父親打工。就在那時，他心生大愿，“立志一生所獲財利，概辦教育，為社會服務”。因為“啟迪民智，有助于革命，有助于救國，其理甚明。教育是千秋萬代的事業，是提高國民文化水平的根本措施，不管什么時候都需要。”

“橡膠大王”
        陳嘉庚1874年生于福建同安縣的集美社（今集美鎮）——一個與廈門隔海相望的偏僻漁村。他的父親陳杞柏在新加坡發展事業，僅僅是時而匯款回家。他由母親孫氏獨力養大。母親樂善好施，篤信佛教，除自己的孩子外，一生還收養了6個孩子，在村民中享有盛譽，她還曾拿出全部家當——400銀圓，撫恤鄉民，平息了一場建屋械斗。
        陳嘉庚8歲入村里私塾念書，舊式教育只知照本宣科，雖然陳嘉庚十分用功，把讀過的書都背得爛熟，但“數年間絕不知其意義”。這也令他后來決心興辦新式學校。成年后傾心革命、投身教育的陳嘉庚把讀書作為他一生最大的愛好，他在南洋和國內的報紙上撰文支持革命、呼吁支持教育，這些完全靠自學得來。
       16歲時，陳嘉庚遠渡新加坡，他操著一口閩南語，根本不會說英語，在父親的米店當學徒，兢兢業業一干13年。父親是個干練的商人，從事多種投資，包括房地產、西米廠和菠蘿罐頭廠。但他更愛自己的庶子，和長子陳嘉庚沒有什么感情。
        陳嘉庚因此養成了謹言慎行、勤奮工作的習慣。他工作出色，老成持重，很快升任經理，并給順安米店賺了大錢。但父親還是將公司權力移交給庶子，陳嘉庚以職業經理人自奉，并力持節儉。
        母親去世后，陳嘉庚回家鄉守孝三年。等他回到新加坡，發現倏忽之間父親已經破產負債。他主動幫助父親承擔了所有的債務，也以此迎來了自己當家作主的年代。
        當時菠蘿罐頭市場競爭激烈，陳嘉庚認為整個行業多不注意成本核算。他規定公司當日購進的菠蘿必須當日制完，當夜即結算盈虧，以此作為次日采購議價的標準；生產中也盡量減少剖工的損耗。三個月后，公司收入即大增。
        從絕境中拼殺出來的陳嘉庚終于清償了父親所欠債務，而他也明確提出誠信經營的原則：“中國人要取信于世界！我們中國人一向講究言必信，行必果！”眾人慨嘆之余，陳嘉庚也為自己的實業迎來了品牌價值和信譽，鑄就了他的億萬富翁之路。
       《物種起源》出版的同時，種植業興起，橡膠第一次從巴西被移植到馬來西亞。從20世紀初開始，橡膠和咖啡等，開始取代中國的茶葉，成為最炙手可熱的“新商品”之一。商業嗅覺靈敏的陳嘉庚，只用2000元就購買了一批種子，播種在菠蘿園中，從幾畝到幾十畝再到幾百畝、幾千畝。
        等到了1925年，他已擁有橡膠園1.5萬英畝，成為僑商中最大橡膠墾殖者之一，被稱為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橡膠產業的四大“開拓者”之一。他辦橡膠制品廠，生產橡膠鞋、輪胎和日用品，先后在國內各城市、南洋和世界各國大埠設立分銷店100多處。慢慢地，他還設法和美國橡膠業協會搭上關系，把廣告做到了美國，把“謙益”橡膠廠的大半產品直接銷售到美國，開創了在英國統治新加坡百年來華僑不通過洋行而與外國商家直接進行貿易的先例。
        此外，他還經營米廠、木材廠、冰糖廠、餅干廠、皮鞋皮廠等，廠房達30多處。鼎盛時期，營業范圍遠及五大洲，雇傭職工達3萬余人，資產達1200萬元（約值黃金百萬兩）。
他首創橡膠制品大規模生產，開辟了橡膠制品和其他制品直接輸出的國際市場，在僑商中第一個打破了英國資本的壟斷局面。陳嘉庚既不是買辦，也不是歐美工業的附庸，他在沒有關稅保護的情況下，能夠與歐美公司一較高低。

“毀家興學”
        辛亥革命之前，陳嘉庚就已剪去辮子，加入了同盟會，并和孫中山結識，成為革命在海外最大的支持力量之一。
        辛亥革命后，陳嘉庚回到家鄉，開始為集美學村壘起磚瓦。這次回國辦學與惕齋學塾大不相同。出洋到新加坡獨力拼搏的幾十年，他直接接觸到20世紀初期的西方文明和工業，后來又擔任了新加坡道南學校的總經理，他不僅深感興辦教育乃國家富強之道，而且自己也有了一點辦學經驗。他的辦校范圍不再局限于鄉里族人，開始有了明確的目標——為了凋敝的中國能夠有獨立思考的國民。這樣即使世界變化了，“我國固有之文化精神，萬不能殘缺，”才能從根本上逃脫天演的淘汰，因為“國家之富強，全在乎國民。國民之發展，全在乎教育”。
        從這時開始，陳嘉庚念茲在茲的是興國方能興家，興學即是興國。
        當時的集美社已經發展到二千多人口，分為七個房頭，劃地而居。七個房頭又分成兩大派，屢次械斗，結下了仇。陳嘉庚先對社里各房房長進行懇切勸說，曉以大義，使之明了同宗相親的道理和興辦學校的好處；同時表示愿意負擔學校的一切經費，取得了各房的支持。
         在陳嘉庚的不懈努力之下，一所近代化的集美小學，1913年春在福建東南海濱建成，初期聘有7名教員，設有5個班級，招有135名學生。陳嘉庚親自制定了“為改進國家社會”的辦學方針，提出“誠毅”二字為學校校訓，誠以為國，實事求是，大公無私；毅以處事，百折不撓，努力奮斗。
         集美小學的學生不斷增加。全縣及鄰近一些地區受到啟發也想辦學。當地小學教育開始發展起來了。而小學要發展，首先需要師資。
于是，1916年，回到新加坡的陳嘉庚決定創辦師范和中學。他派遣胞弟陳敬賢回到集美，建造規模宏大的校舍，聘請優秀校長和教師，招收貧寒學生，規定：“中學生只交膳費，學宿費均免。師范生膳費亦免。各生不拘師、中，所需被席蚊賬，概由校中供備，以資一律。”如此慷慨供養全體學生，不但在私立學校中所僅見，就是公立學校，也極少能辦到。
        1919年，陳嘉庚又以愚公移山的氣概開始興建廈門大學。其“通告”宣稱：“民心不死，國脈尚存，以四萬萬之民族，決無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達，尚有子孫，如精衛之填海，愚公之移山，終有貫徹目的之一日。”
        他將商務全盤交給胞弟陳敬賢，行前把新加坡的所有不動產包括7000英畝橡膠園和150萬平方尺的房產地皮，捐作“集美學校永遠基金”。
        他選定“國恥紀念日”為廈門大學校舍建筑奠基。校訓為“止于至善”。他在演說中號召華僑：“吾國今日處于危急存亡之秋，凡屬財產家，宜捐其一部分振興教育，以盡救國責任，國家存在，而后國民之幸福乃有可言。否則為猶太之富商，任人侮辱宰殺，生命且不可保，安從而娛樂耶？”
        當時的校址上，怪石林立，荒冢遍布。陳嘉庚親自敦促工人清理墳墓，開采石條，就地作為校舍地基和筑墻的材料，節省不少建筑費。他親自修改美國技師設計的圖案，以降低造價。
1921年，廈門大學落成。“嘉庚風格”的廈門大學成為全國最美的大學校園，閩南式大屋頂與西式外廊建筑巧妙融為一體。建南樓群，陳嘉庚傾注心血最多，五幢樓“一主四從”，排列成弧形，蔚然矗立在坡上，面朝大海，樓前利用落差辟為大運動場的弧形看臺，恰似上弦月，稱為“上弦場”。
        廈門大學開學后，在廈門和南洋招收新生136名，設“師范”“商學”兩部，舉鄧萃英為校長。開學時，校長鄧萃英帶來一塊當時的大總統徐世昌題贈的匾額，陳嘉庚認為徐世昌是袁世凱的結拜兄弟，缺乏士人氣節，最終沒有懸掛他的匾額。
        在陳嘉庚的堅持下，廈門大學除了教授四書五經，更多的是支持教育學習西方科學知識。
        同時陳嘉庚開始支持職業教育的發展，希望訓練專門人才充實實業，他創辦水產及航海學校，以振興航業，開發水產資源，他知道未來的航運將成為各個國家的命脈。他一邊培育教師，一邊在廈門自建漁輪一艘，以供學生出海實習。集美學校奠定了中國航運業的基礎。如今集美大學的特色仍然是水產和航運。
陳嘉庚在家鄉逐步打造起的教育事業群，其運營所需經費，全部出自他的產業。在接下來幾年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中，美國汽車業減產，陳嘉庚的企業連年虧損，多年虧損達1000萬元，但是   他還是以廠房、地產和貨物向銀行抵押貸款付給集美、廈大兩校經費378萬元。
        雖然陳嘉庚再三呼吁華僑捐款，但是同時代的眾多富豪不愿為陳嘉庚一手創辦的廈門大學做嫁衣。陳嘉庚橫下一條心，他相信憑借自己的力量也能辦好一所大學，就像集美學校那樣。這就需要快速擴張他的商業帝國，他貪婪地兼并、買入、創辦，無數的商場、工廠、橡膠園、菠蘿園拔地而起，內部流動資金不足，他就向各個銀行大手筆地借貸。
        這些決定完全是他自己做出，弟弟陳敬賢也僅僅是輔助而已，整個集團的控制權被他牢牢地握在自己手里。雖然西方的經營管理方法他也學了一些，但是骨子里他是個狠勁拼搏的華商，這個企業也是典型的華人家族企業。
        清盤時，陳嘉庚有限公司的債務高達1290萬余元，其中欠匯豐銀行、紐約國民銀行、渣打銀行、有利銀行、大英銀行、華僑銀行等8家債權銀行貸款加利息104萬余元。
他在福建為教育投入共約800萬元，主要是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其中廈門大學400萬，正好是他原來承諾的數額。他認為“教育慈善諸事業，本為吾人應盡之天職”。因為西方先進國家的教育有大量的個人社會捐資，而“歐美各國教育之所以發達，國家之所以富強，非由于政府，乃由于全體人民。中國欲發達，欲教育發達，何獨不然。”
        為了使集美學校能繼續辦下去，73歲時陳嘉庚留下了伏筆，其效應一直持續至今。1947年，他授命其次子陳厥祥集資10萬港元在香港注冊成立集友銀行，以期從中獲得股息與紅利，使集美學校增加一個長期、穩定的經費來源。據統計，從1991年到2005年，香港集友銀行付給集美學校的紅利與股息已過11.4億港幣。由2001年10月1日起，集友銀行成為中國銀行有限公司附屬機構，集美大學每年都能分紅至少2000萬……

 陳嘉庚為他資助的教育項目工程進行建設剪彩
 

         及至后來，奔赴海外的下一代華商終于打破了門戶之見，陸陸續續為廈門大學添磚加瓦：其中貢獻最大的當屬陳嘉庚的大女婿李光前，這位新一代橡膠大王更加默默無聞地為教育傾盡全力。
        廈門大學的樓宇陸續鐫刻上了這樣的一些名字：香港的邵逸夫、桂華山、黃克立、鐘寶玉、黃保欣，菲律賓的余明培、莊中堅、陳卿卿、許自欽、蔡清潔、邵建寅、洪文炳，臺灣的張子露，泰國的丁政曾、蔡悅詩，印尼的林聯興、李文正，新加坡的吳定基……

苛刻的父親與堅定的愛國者
        一位美國記者對陳嘉庚的傾資辦學行為感到很不可思議，問他：“陳先生，你信仰共產主義嗎？”陳嘉庚回答：“我早在十月革命前就開始獻出我的財產去辦教育，讓人們共我的產了。”
        與多數僑商，甚至多數華僑不問世事大不相同，陳嘉庚自從追隨孫中山以來，就一直抱有鮮明的政治立場，在他那里沒有中間地帶。
        在創辦廈門大學期間，一位校長備選者是與陳嘉庚私交不錯的汪精衛，兩人在同盟會結識，陳非常傾心于汪的才華。后來在汪主張對日和談時，陳以國民參政員身份，提出“敵未出國土前言和即漢奸！”的提案并獲得通過，鄒韜奮譽之為“古今中外最偉大的一個提案”。汪精衛叛逃后，他又立即發出通告，歷數汪精衛的六大罪行，帶頭籌集緝拿汪賊的經費。陳嘉庚多次對媒體坦言，“生是華夏人，死是中國魂，倘若一息尚存，定為祖國驅除日寇盡力！”
        抗戰中，陳嘉庚率領“南僑慰問團”來到當時的“陪都”重慶慰問，在國民黨高層最高規格、盛情接待的背后，陳嘉庚發現，這個當時所謂的“大后方”民不聊生，官紳大發國難財。奔赴延安之后，陳嘉庚在廉潔的延安找到了中國的希望，他自此成為堅定的親共人士。新加坡淪陷期間，他因此被日寇認定為“南洋抗日之巨頭”，憲兵隊日夜出動到處搜捕他。陳嘉庚歷經數月輾轉顛簸，住地不斷轉移，姓名不斷更改，仍然身陷重圍。為此，陳嘉庚身上一直暗藏著一小包“氯化鉀”，就是為了防備敵人強迫他做傀儡。避難爪哇期間，他憑借回憶，寫下了《南僑回憶錄》，很多的海外華僑就是通過這本書認識了共產黨，了解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

毛澤東和陳嘉庚在中南海
 

        1950年，陳嘉庚回中國定居。此后，他把余生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到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的擴建。從設計、繪圖、備料到施工，陳嘉庚事必躬親，一絲不茍。
將一生大愛奉獻給國家、革命、教育事業的陳嘉庚，在家庭生活中，則以一個嚴苛的父親形象出現。
        他一回家，孩子們常常躲回自己的房間，一家人其樂融融、有說有笑的場面在陳家幾乎見不到。五子陳國慶這樣描述他父親：父親把時間都花在生意和社會工作上，“對待子女非常嚴厲”。陳國慶15歲在道南學校讀書時，母親給他買了一條領帶，結果遭到父親的嚴厲批評，直到他長大成人才戴上領帶。陳嘉庚的第三子陳博愛于廈門大學畢業后，當時廈大校長林文慶建議讓他出國留學，但陳嘉庚不允，他希望兒子能繼承他的志愿，為廈大和集美兩校謀利益。
         陳嘉庚對此的解釋是：“父之愛子，實出天性，人誰不愛其子，唯別有道德之愛，非多遺金錢方謂之愛。且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實乃害之，非愛之也。”
后來孩子們長大離開家，他更是很少與子女團聚，生日也不許大家慶祝，只許孩子們在大年初一來見面，結果連自己鐘愛的孫女死去幾個月都不知道消息。
陳嘉庚的個人生活，是出了名的節儉與簡樸。雖然身家過億，陳嘉庚的四房太太，九男八女的龐大家庭每年花費不過數千元。他本人出門時口袋里的錢從來沒有超過5元。因為“個人少費一文，即為吾家多儲一文，亦即為吾國多儲一文，積少成多，以之興學。”
        回國后，陳嘉庚的身邊沒有妻妾，沒有親眷，過著甘地般的苦行僧式生活。
        陳嘉庚最大的愛好就是讀書和散步。年輕時，他確實吸過鴉片，抽過雪茄，但在20年代就都戒掉了，之后煙酒不沾。
        1949年至1955年間，陳嘉庚先后進行過兩次全國性的考察旅行，近百個城市，前后歷時近一年，行程多達數萬里。82歲高齡的他在考察之后，在政協會議提了七項提案，其中有一項就是禁止給公務員配給香煙。考察時，東北的一位接待的工作人員熱情地邀請他吸煙，那是特別為接待他而準備的香煙，陳嘉庚當時勃然大怒，拂袖而去。
        陳嘉庚的胞弟陳敬賢因為辦學積勞成疾，在日本養病期間出家學佛，陳嘉庚十分不理解胞弟的做法，自此與之決裂。他更顯孤獨，辦學失去了左膀右臂，孤單的背影更加經常的出現在廈門大學、集美學村的工地上……
        在“反右運動”中，陳嘉庚作為全國人大常委作大會發言，肯定“整風運動”和“大鳴大放”后，著重講了十六條意見，半句不提“反右派”，而是尖銳批評黨員干部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驕傲自滿、懈怠傲慢等弊端。有人勸陳嘉庚不要再“大鳴大放”了，陳嘉庚回答：“我一生實事求是，不平則鳴。做人要誠實，政治更應誠實，絕不能指鹿為馬講假話。”
        1961年陳嘉庚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逝世前他喃喃叮囑，國內銀行還有300多萬元，“全不留給子孫”，其中250多萬，用作集美學校建筑和集美學村的福利基金，50萬元捐為北京華僑博物館建筑費。“歸宿，不占集美極有限的土地”。他死后簡葬于廈門集美自己的故鄉。
         他說：“財自我辛苦得來，亦當由我慷慨捐去。”他言行如一，赤條條來，赤條條去。

         本文選自《中國慈善家》2013年3月刊，版權歸慈傳媒所有，轉載請注明出處。

        (責任編輯：王媛名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