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私人辦學的真正開創(chuàng)者。他創(chuàng)建的學校，沒有院墻，沒有籬笆，沒有門衛(wèi)，更沒有高大雄偉的建筑，甚至沒有固定的講堂，向全社會完全開放，與外界沒有一點屏障。正因孔子講學沒有固定的場所，因而整個天地間無處不可以為場所。既可“游乎淄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也可寄情山水之間，指點“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的人生感悟和發(fā)出“逝者如斯”的喟嘆；既可在出訪、周游列國的旅途中，告誡學生“道聽而途說，德之棄也”，也可在陳蔡絕糧之際甚至是生死存亡的緊要關(guān)頭，告訴學生“君子固窮”之志和生命存在的莊嚴。

總之，在孔子那里，無處不可以為教，亦無時不可以為教。孔子的學校就是孔子的道場，儒家的道場。孔子沒有固定的學校就是說儒學沒有固定的道場，無處不是孔子的學校亦即是說天地間無處不可以作為孔子的道場。在山巔，在水涯，在林中，在庭院，在途中，在賓舍……道無處不在，無時不在，孔子對學生因材施教，隨機點化，方便權(quán)說。

孔子的學校，不用注冊，沒有升級考試，“自行束討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孔子的學校不是幼稚園，他不可能給每位學生燒水做飯，幫其束裝打扮，只有能自己照顧自己的生活，“未嘗無誨焉”，這是進入孔子學校的唯一標準。在孔門中，有富人，也有貧者；有貴族子弟，也有賤人之子；有住在國都的城里人，也有郊野之人。他的學校向所有人敞開，不問出身，遑論貴賤？孔子一生從事教育工作，據(jù)說弟子有三千之眾，賢者也有七十之多，像顏路、顏淵父子等等是窮人，子貢等是富人；仲弓、伯牛、子張等是賤人，而孟懿子、南宮敬叔是貴族之子。“有教無類”是孔子創(chuàng)立儒學的根本宗旨。

“有教無類”從根本上決定了儒家學說的本質(zhì)。“有教無類”的涵義不是某些特定階層、特定集團、特定群體的人可教，而是人人可教。人人可教即人人可學，人人可學即大眾之學。人人可學實際上也是人人可行、可知，能行、能知之學。孔學即是人人可行可學、能行能學之學。孔子之教不過文、行、忠、信，不過詩、書、禮、樂，落實下來不過“入則孝，出則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等，誰人不能知之？誰人不能學之？又有誰人不能行之？關(guān)鍵在于自己愿學不愿學、愿行不愿行，這不就是“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真意嗎？

“有教無類”不是某部分人的問題，而是所有人的問題。孔子教導人的，不是如何掙大錢、發(fā)大財、當大官，而是人如何才稱得上是人，怎樣才能算做人，如何才能成為一個完全的人。孔子告訴我們做人比發(fā)財更根本、更基礎(chǔ)、更富有根源性。要做人，就要修己。現(xiàn)實存在的每一個人都有許多不文雅、不合規(guī)矩、不合法度的東西，有許多貪欲、偏執(zhí)、矯情，這些東西不合乎人道之常，人情之常，偏離了生活的常態(tài)，難道不需要“修”嗎？不需要“理”嗎？修己就是修理自己，打點自己，使自己心態(tài)、行為由不正歸于正，這里并沒有遠離生活常態(tài)的更高深、更玄遠的東西。修己何分階級，何分富貴貧賤，何分男女老幼，而是人人應為能為，能知可知的事情。孔子儒學的意義就在于將禮樂教化不分族類、不分老少向所有人敞開，實踐“有教無類”。

“有教無類”雖說是講人人可教，然而，在這里“教”畢竟是主動的，而“類”是被動的，此語告訴我們，教者需有愿教愛教之心。孔子認為自己不過是“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而已。正是“教不倦”，使孔子與隱者區(qū)別開來。孔子有這種愿教愛教的仁心，他不會像楚狂接輿那樣，如瘋?cè)珙崳�一路浩歌，隱于市朝；也不會像荷丈人那樣，欲潔其身而放棄社會責任；而面對隱者長沮、桀溺“滔滔者天下皆是，而誰以易之”的發(fā)問，孔子明確回答：“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論語·微子》)人不能與鳥獸同群共處，人不與人打交道，解決人的問題，而逃避現(xiàn)實，回避問題，這樣的人生還有什么意義！

兩漢以降，儒學實現(xiàn)了由平民儒學、大眾儒學向官方儒學的轉(zhuǎn)化和跨越，孔子“有教無類”的精神淪喪了。自漢以后，直到近代，儒學一直充當著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角色。儒學由民間進入宮廷，借助強大的國家機器尤其是教育機制和人才選拔機制，使形形色色的讀書人投入到儒家經(jīng)典的學習與研究中，對于推動儒學研究與發(fā)展尤其是向周邊國家和地區(qū)傳播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但儒學成為知識階層進入仕途的敲門磚之后，與大眾、與現(xiàn)實生活漸行漸遠，失去了原始儒家的生氣與活力。儒學越來越經(jīng)院化與玄學化，由人人可學、人人可行之學越來越成為知識階層的專門之學。經(jīng)師文士，或皓首窮經(jīng)，尋章摘句，畢生埋頭于故紙堆中，從事著繁瑣的文字考證；或出入佛老，空談性理，儒學由民眾人倫日用的生活向?qū)ё優(yōu)樯贁?shù)知識精英的文化奢侈品，儒教成為“士教”即士大夫之教，誠如維新志士譚嗣同所言，即使是“孔子廟，惟官中學中人，乃得祀之”，“農(nóng)夫野老，徘徊觀望于門墻之外”。幾千年來，儒學的發(fā)展越來越精英化，越來越專業(yè)化，越來越脫離大眾，越來越遠離原始儒家的精神。

與主流儒學經(jīng)院化、精英化、脫離了大眾不同，非主流儒學即鄉(xiāng)間儒生則承擔起儒學普及與教化大眾、化民成俗的工作。鄉(xiāng)間儒生是儒學大眾化的傳播者、宣傳者和實踐者，正是靠著一代又一代鄉(xiāng)間儒生的行為示范和不懈努力，使儒家的行為方式、價值理念得以在中國民眾生活中扎根、生長，使儒學真正“草根化”。當然，儒家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在民眾中的代代傳承與其說是靠義理論說，不如說是靠世代相傳的行為模仿，而系統(tǒng)的理論論說與《三字經(jīng)》、《弟子規(guī)》、《朱子家訓》等啟蒙讀物相比，在民眾中的影響以及在塑造國民性方面可謂相形見絀。儒家傳統(tǒng)在中國影響深入、廣大，但后儒的致命缺陷即將儒學視為士大夫之學，而不是大眾之學。

在2000多年的儒學發(fā)展中，真正繼承孔子“有教無類”的精神，不分智愚貧賤，向民眾傳播儒學者為陽明后學王艮所創(chuàng)立的泰州學派。泰州學派傳道不分老幼貴賤賢愚，只要愿學，樂于接受，無不傳授。更可貴的是，他們非常重視向大眾尤其是勞動大眾如農(nóng)夫、仆人、陶工、樵者、市童、野叟、灶丁乃至僧、道宣傳儒家思想，培養(yǎng)了許多以圣賢自期的平民儒家、布衣儒者，如朱恕是樵夫，韓貞是陶工，顏鈞為一介平民。這些人“生成難并衣冠客，相伴漁樵樂圣賢”(韓貞語)，拒絕官場的誘惑，與統(tǒng)治者保持適當?shù)木嚯x，走向大眾，側(cè)身民間，體貼民眾的溫涼，向民眾傳達孔子的聲音。黃宗羲曾這樣描述他們講學的情景：“秋成農(nóng)隙，則聚徒講學，一村既畢，又之一村，前歌后答，弦誦之聲洋洋然也。”不過，好景不長，這場前所未有的儒學大眾化運動為當?shù)浪�不容，在封建當局�?zhèn)壓下走向了終結(jié)。它如同劃過文化天空的流星，留下一道美麗的弧線即消失于歷史的長夜中了。

重溫孔子“有教無類”的教誨，回歸泰州學派，實現(xiàn)儒學的大眾化、平民化，是儒學發(fā)展之急務。辛亥革命以后，儒學由宮廷重回民間，重回平民社會，然而，在歐風美雨的吹打下，幾經(jīng)激進知識分子的打壓，孔子、儒家的形象已經(jīng)被嚴重扭曲甚至被妖魔化了。五四以后的新儒家，以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為代表，大都寄情形上學的玄想或從事文化理論的疏釋工作，重視上達，而忽略下開。在西學的影響下，以儒學為對象從事科學研究的人，雖然成果卓著，雖然這些研究成果很合乎現(xiàn)代學術(shù)的規(guī)范，很嚴肅，也很嚴謹，然而，這些成果大都與火熱的現(xiàn)實生活絕緣，與百姓無關(guān)。如果說在譚嗣同的時代農(nóng)夫野老徘徊、觀望于儒家的門墻之外的話，那么現(xiàn)代的農(nóng)夫野老是否還有意愿一睹學者經(jīng)營的儒家門墻呢？儒家被妖魔化并不可怕，因為儒家只要洗掉污泥，顯出真身，任何妖魔化設計與塑造都將灰飛煙滅。儒學專業(yè)化、知識化、西方化的研究方式阻斷了通往現(xiàn)實、通向大眾的途徑才真正令人感嘆。長此以往，儒學只能成為歷史的陳跡，只能成為學者的研究材料，沒有生氣和活力，自然也不會有現(xiàn)代社會的話語權(quán)，這樣的儒學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缺席，可能嗎？

儒學從來就不是少數(shù)哲學家、思想家、歷史學家的奢侈品，而是民眾的生活向?qū)В�是人們的生活�?guī)范系統(tǒng)。發(fā)揚孔子“有教無類”的精神，接續(xù)泰州學派的講學傳統(tǒng)，讓儒家從神圣的高等學府、科研機構(gòu)中解放出來，走向現(xiàn)實生活，走近平民百姓，使儒學成為百姓日用之學，成為愚夫愚婦能知能行之學，是儒學發(fā)展的當務之急。

(顏炳罡  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fā)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