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l2日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體制進行第二十七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積極發掘中華文化中積極的處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各種民族文化都有其特有的處世之道。所謂處世之道，就是一個民族在處理各種社會人倫關系的歷史長河中所形成的一套具有自身獨特性的價值理念、行為方式、道德原則和規范體系。中華文化是一種人文性、入世性文化，因此特別重視對處世之道的探索，也形成了豐富而積極的處世之道。它是中華民族特定的文化價值取向和核心價值觀的重要體現。因此，挖掘闡發中華民族的積極處世之道，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并且對推動全球治理理念創新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那么，中華文化積極的處世之道包含哪些特點和具體內容？

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處世原則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同時也是中華文化積極處世之道的精神淵藪。一方面，效法行健不息的天道，剛健有為，生生不息，以“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氣魄，勇猛精進，迎難而上；另一方面，效法寬廣敦厚的地道，以崇德向善，兼容并包的廣闊胸懷，懷柔遠人，德化天下。這一處世原則既使得中華民族在積極有為中創造了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在波譎云詭的近現代革命浪潮中成為獨立自強的民族國家，又使得中華民族以廣博的胸懷在兼容并包中不斷更新壯大，最終形成多元一體的民族格局。

居安思危、與時偕行的處世態度

徐復觀先生認為，中華文化深具憂患意識，憂患是一種遠見，“在這種遠見中，主要發現了吉兇成敗與當事者行為的密切關系，及當事者在行為上所應負的責任”。憂患意識來自于“要以己力突破困難而尚未突破時的心理狀態”。在此，憂患意識表現為居安思危、“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現實主義態度和反求諸己的責任使命感，正是由于這種憂患意識的促進發動，“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與時偕行精神早就植入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里。因而，早在西周時期，中華民族就已意識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道理。無論是儒家“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通權達變之道，還是法家“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的變法改革精神，都是這種處世態度的彰顯。

執兩用中、守經達權的處世方法

中庸是中華文化積極處世之道的方法論，同時也是一種至高的德性，“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執兩用中并非鄉愿式的隨意調和，而是執其兩端而用于中，使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追求行事處世的合情合理，無過無不及。守經達權意味著既堅守道德原則，擇善而固執之，又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隨時而處中，最終達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高明境界。這種不偏頗、不極端的健全理性主義精神，是中華文化處世之道的顯著特性。

積極入世、忠以為公的群己之道

孔子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這是儒家文化積極入世的宣言。以儒家文化為主導的中華文化，倡導社會個體應以積極的態度在現實社會中立德、立言、立功，達至人生的不朽。而立身處世的第一要義便是修身，即先要在格物致知中涵養德性，學會自處、自立，通過道義的準繩規約自己的行為，誠意正心，修身齊家。在自身德性完善的基礎上，儒家文化認為社會個體并不是剝離于群體的孤立原子，而對民族、國家有不可舍棄的天職和本務，因而，“治國”“平天下”是修身的最終目的。個體應有精忠報國、成仁取義的道德使命感，與國家、民族榮辱與共，同進共退。后世宋儒“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的發愿，以及明清士大夫“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顧炎武），“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林則徐）的使命感，正是這種積極入世、忠以為公的處世之道的表達。

親親仁民、愛敬他人的人際之道

追求人際關系的和諧友善是中華文化積極處世之道的重要層面。“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傲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不相愛”正是一切禍亂的起源，所以，無論是儒家的仁愛，還是墨家的兼愛，都強調以愛作為人際情感紐帶的重要作用。與墨家不別親疏、兼以易別的抽象之愛相比，儒家認為仁愛始于對親人的愛，“愛由親始”正是儒家仁愛“能近取譬”的切近可行之處。但僅僅將仁愛止于家族是不夠的，而應將這種基于血緣親情的愛人情感從家族推擴到全社會，即孟子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親親”而達“仁民”。在推擴仁愛之情時要遵循忠恕之道的行仁之方，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諧友善的人際關系建立于“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的良性互動之中，即梁漱溟先生所說的“彼此互以對方為重，一個人似不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為他人而存在者”。如此一來，才能使全社會成為和諧友善的情感共同體。中國古代的熟人社會，人際關系種類相對簡單，主要是“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的五倫關系。現代社會，在人際關系種類日益多樣化、復雜化的情況下，更應倡導建立人際相敬相愛的美好情感，追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的理想人際關系模式。

重義利群、守禮尚和的公義良序

中華文化歷來高度重視“義”的公益追求與公理正義。“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為此倡導“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以及“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社會公益觀，反對“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社會不公現象，強調在博施濟眾和患難相恤中，社會的每個成員都能各盡其性，各得其所。義不僅是積極性的行善積德、社會公益，而且也是公平正義的天下公理和得其應得的社會秩序。“義者，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義的根本在于維護公理公義，因而管子將“禮義廉恥”并舉作為國之四維。義為禮之質，禮為義之用。各種公義和秩序必須通過禮的外在規范加以貫徹落實。“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禮是維護社會秩序的潤滑劑，通過禮的協調，社會成員才能互相尊重，彼此信任，達到“禮之用，和為貴”的效果，以維護社會群體的誠信友善，增進社會共同體的和諧度和幸福感。

協和萬邦、世界大同的和平主義

中國文化歷來是以和平主義的天下觀念來看待并處理與其他民族、國家之間關系的。以德服人、以理服人，而非以威壓人、以勢凌人。“國雖大，好戰必亡”，崇尚和平、反對戰爭一直是中華文化處理國家關系的基本理念。同時，中華文化早就認識到“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及“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的道理，因而歷來強調各個民族之間的和而不同、求同存異，也歷來重視各個文化之間的取長補短、交流互鑒，如絲綢之路的開辟、遣唐使的大批來華，法顯、玄奘西行取經和鄭和下西洋等，這些都是中外文明交往的歷史佐證。近現代以來，中華民族在尋求理解和認同的同時，更加強調以和平主義的處世理念來影響國際政治新秩序的形成。樹立“堅持和平發展、促進共同發展、維護國際公平正義、為人類做出貢獻的負責任大國形象，對外更加開放、更加具有親和力、充滿希望、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大國形象”。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一種和平夢、世界夢、大同夢，是中華文化的協和萬邦、天下大同思想在當代的繼承創新。在處理國際關系中，我們一定要堅持義利統一、權利義務對等的原則，為各民族國家共同發展和維護世界和平做出應有的貢獻。

“中華文明經歷了5000多年的歷史變遷，但始終一脈相承，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豐厚滋養”。中華文化中積極的處世之道正是得益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滋養，這些積極的處世之道不僅影響著中華民族成員個人的安身立命，也塑造了中華民族積極進取的民族精神和國家性格。深入挖掘并弘揚中華文化的積極處世之道，一定能為我國社會治理和全球治理提供寶貴的精神營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