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防大學馬克思主義教研部哲學教研室副主任，教授，博士。國際儒學聯合會教育傳播普及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實學研究會秘書長、中國儒商文化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

《論語·學而》載，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

儒學的智慧本質上要在知行合一特別是“行”中體現出來。孔子這段話分為兩層意思：前半句話是在“行”上——主要是在人際交往中對倫理的實施和體悟，后半句則指出在力行之外，飾之以文。“文”并非整個的文化、文明，而是指詩詞歌賦等技巧以及古代遺留下來的文獻知識等，類似于今天的讀書學習。

《論語》中的“弟子”如果從狹義上講，單指夫子的學生或者以儒學為對象的學習者；如果從廣義上講，我們每個人都是“弟子”。人類文化的延續要靠人自身代際之間的傳遞。時間延續鏈條中的下代人自然作為后來者、繼承者，均可稱之為“弟子”。儒學非常注重祭祀，其中自然含有文化的接力和敬傳之義。當然，在傳承過程中，有當代人的發明和創造。此外，儒學更有跨越時間、時代的人文之“道”的傳遞。由于“道”的永恒性，以先覺“覺”后覺，引領生眾于“大道”，始終是儒家倡導者“道統”之責任。這其中，加之“道”的深刻性，從凡人、賢人直至圣人的探討是一個無止境的歷程。每個人類之個體，某種意義上講，終身皆為一名“弟子”，終生需要學習，不斷地歷練和提升，才能向“道”的境界逼近。

令今人推崇的是，孔子在倡導整個社會秩序的同時，非常重視個體精神主動性、能動性的積極發揮。他深知，一個健康的、中正的社會秩序，有賴于每個個體行為的完善、品質的提高；社會自組織能力的發展，與其結構中的每個“分子”密切相關。“弟子”這個語詞的內涵，還含有我們每個人要以謙恭的態度發揚心性的覺知，自家庭到朋友，再到他人，一步步腳踏實地，從己身入手，從當下的行為嵌進，由內而外，擴展至天下國家。

孔子之所以把個體的行為實踐看成是比單純的書本知識傳授更為重要，我理解有這樣的深層考慮：第一，儒學主要為社會及眾人提供所需的“人道”，而“人道”主要落實在人自身身上，才能將“道”的內涵及層次體證出來。“孝、悌、信、仁”這些德目，若不能反之于己身，在社會交往中僅僅停留于思想觀念的論證及其抽象層面，就有可能完全走樣。第二，夫子這里所講的似乎與自然知識無甚關聯（“泛愛眾”中的“眾”若不一定僅指人的話，那么其中也包含著與天地萬物的關系的處置），我認為這是否體現了“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優先于“處理人與自然萬物的關系”的思考？春秋末年，由夏、商、周三代不斷探索而奠定的社會人倫秩序，尤其是作為王朝和國家的治理理念及其實施，很多方面已經名存實亡。在那樣一個時代里，“人道”的恢復要比認知“天道”更為迫切。因為在混亂無序的社會中，人的生存幾不可能，何談能給人帶來財富充實的自然探索？第三，中國歷史對人物的評價，以“立德、立功”為前，“立言”被排靠后。有建立德業、功業者，為后世垂范，甚或大于僅僅“立言”者。實際上，《論語》之“文”，為夫子及部分學生針對不同對象、不同情境下“言行”的反映。人們更為贊崇的是，孔子汲汲于世道人心、不可為而為的實踐精神。后世尊崇孔子為“素王”——沒有土地、沒有人民、沒有權利，只要人類歷史文化存在，“王位”和“權勢”即聲望和權威就永遠存在。這等于佛教中稱釋迦牟尼為“空王”是同樣的道理。客觀上講，知識之傳授在社會發展中的功能和偉力是不能抹殺的，把夫子之兩句話放在一起來理解，或許孔子表達出對那些只有華而不實之言的不滿；強調“行”并不是說不要“言”，對于那些“行有余力”者，有言說理論的配合當然是錦上添花，甚至大大利益于將“言”變為“行”的他人。

舜的孝悌之行聞名鄉里，是公認的賢人。堯在古稀之后，想禪位于能人，有人推薦了舜，他便親臨考察。當他來到舜的家鄉，看到舜用柳條抽打兩頭牛之間的簸箕耕種時，讓他滿意的不僅是舜偉岸的外貌，更是舜的仁愛與智慧。接下來，他讓舜出仕，布置了很多“作業”，還把兩個女兒都嫁與他，從家庭到政事進行全面考察。20年后，舜以驕人的業績接替了堯。大舜的德行，以孝為主，一通百通，及于治國，感天動地。人們把舜的事跡記錄下來，傳誦出去，即成了“言”。史書中、二十四孝對大舜事跡的記載，實際上就是“以行顯言”，以言顯道。

由“入”而“出”而“泛”，說出了每個人應當的行為順序而已。只是，“學文”然后再去“行”或不去“行”，或違背所知而“行”，以至于“文人無行”，文空無實，可能是當今人文教育和社會教化最大的問題之一。社會越向前發展，它所累積的知識愈多，“學文”的任務和負擔一代比一代重。很多知行不副甚至知行相悖的現象，需要知識和文化的工作者、需要作為社會的引領者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校正這一不良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