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防大學馬克思主義教研部哲學教研室副主任，教授，博士。國際儒學聯合會教育傳播普及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實學研究會秘書長、中國儒商文化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

在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扉頁中，有兩幅一早一晚同一人的照片：瓜皮帽和中式的上衣只是扣子變得新式一些，那神態斷然是一幅愈老而益自信的模樣。此即該書的作者梁漱溟。提到他，不能不使人想到他這個人的倔脾氣——一個敢于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公開“叫板”的人，能不犟嗎？

與毛澤東同庚的梁漱溟（1893—1988）祖籍廣西桂林，出生在北京。1912年參加同盟會，1917年應聘到北京大學主講印度哲學，1924年辭職去山東自辦教育。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調解國共雙方，為國是奔走呼號。建國后歷任全國政協委員、常務委員，為新中國的建設建言獻策，諍言不諱。“一生磊落，寧折不彎”，他逝世時的這一挽詞，可以說為其一生人格的最好寫照。梁先生真正做到了他所希望的“一個有思想，又且本著他的思想而行動的人”。他一生都在不斷追求著兩個問題，即人為什么活著、中國向何處去。自己心靈的世界以佛學為慰籍，但在為社會大群人生設計上，卻反對提倡佛學。對人生問題的追求，他出入佛儒二家，寫有《印度哲學概論》、《中國文化要義》、《人心與人生》等論著，為20世紀中國著名的思想家；對中國問題的追求，他投身辛亥革命，從事鄉村建設，參與籌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為著名的社會活動家和愛國民主人士。其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1921年出版后在學界具有很大的影響。

近代從學習西方的技術、制度，再到學術精神文化，經歷了幾個階段的辨論，中國主流的精英意識終于在“五四”前后，扯下“中體西用”的面紗而全盤西化了。用梁先生的話來說就是“東方化對于西方化的步步退讓，西方化對于東方化的節節斬伐”，“連根拔掉”，從精神到物質生活都充滿了西方化，完全是“西方化對于東方化的絕對勝利”。但西方文明此時奉獻給世界的，并不是一片“科學與民主”的光明，而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火和灰燼。西洋人對于西洋文化反感的結果，生出一種對中國文化不知不覺的艷羨。此背景下，梁啟超的《歐游心影錄》另弦改轍，又主張東西文化的調和。可見，情勢可危，逼迫得已經到了非把東西文化關系或用途說清楚的地步了。

梁先生認為，所謂一家文化不過是一個民族生活的樣法。而生活就是無盡的“意欲”，在不斷的滿足與不滿足中推動向前的。人類生活的式樣表現在文化上即是根本不同、無法調和的三種路徑：西方化是由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產生了科學與民主兩大異彩的文化；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為其根本精神。這三種路徑分別代表了人類社會生活的依次演進：頭一步是求生存，對外改造環境，滿足人對衣、食、住的物質生活，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西方文化就是這一目標；復次從人對物的問題轉入人對人的問題之時代，滿足人的倫理、善惡、情趣的社會生活，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倡導“仁”的生活可以調理此一層面；再次，人生尤其是自我生命的解脫、高等情意的滿足，則需超絕而神秘的印度佛家出世文化。這幾種文化本身并無好壞可言，只是由于第一步問題沒有很好得到解決，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在歷史上的出現有點不合時宜，另言之，它們是人類文化的早熟。梁先生提出“世界文化三期重現說”，即隨著人類社會的演變，這三種文化類型要在三個次序遞進的時期重現一次。

近代文藝復興乃古希臘文明之復興。西方文化在一戰后顯示出衰敗的跡象（時有“西方的沒落”之說），并生出向第二種文化轉進的征兆。梁先生大膽地預言，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但對當時的中國而言，由于人們的生存問題遠未解決，所以，他得出中國人應持的態度是：要排斥印度文化式的態度，且絲毫不能容留；對于西方文化是全盤承受——為預備及促進世界第二路文化之開辟，只是需要修正一下對待西方文化的態度——這就是防止其向外一味逐物的危險，從根本上含融到第二路的人生態度里。

于是，梁先生就用自己的獨特的方式，把人類文化都收攏進自己的“口袋”里，隨著時間“長河”的推移，一個個“錦囊妙計”抖落而出，以供人類之需。同時，他對當下的文化還設計出了自己的方案。我們很難用近代以來“中體西用”等靜態的文化觀來衡量這種觀點。但是，有一點是值得商榷的，那就是人類生活的橫斷面空間中，往往堆積了悠久時間積累的種種問題，因此文化上解決的方式可能是交叉的、復雜的，并不一定完全按照梁先生設定的路線去行進。

整整百年前的新文化運動，肇始于1915年陳獨秀在其主編的《新青年》（原名《青年雜志》）刊載文章，提倡民主與科學，“反傳統，反孔教、反文言”，引起中外文化自鴉片戰爭以來，繼器物和制度層面之后在精神和靈魂深處的最大對撞。時至今日，其回音也好、余音也好，仍在文化的各種形式和內涵等領域延續著各式各樣的爭議。只不過，這種背景有了絕大的轉變：那就是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發生了根本扭轉。我們感慨時代的變遷，也同樣慨嘆問題怎么還是“老問題”？再讀此著，恍如昨日又似同今天？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出版后，一年之內就連續再版5次，被譯為十二國文字，激揚起大量的爭辯，有人評此書“把東西兩個半球的學者鬧個無寧日”。梁先生說自己的學問是“誤打誤撞”出來的，而這種東奔西突、“但開風氣不為師”的思想卻撞開了現代新儒學的大門（牟宗三稱之“開啟了宋明儒學復興之門”），為我們談論現代意識中的“國學”多了一份親切。

此著無疑具有傳承與開創的雙重意義。它沒有停留在簡單的“反孔教”一壁推翻的態度上，而是為儒家在現代世界的立足和適應找到了一條“生路”。尤其是，其中提到了欲對孔孟的倫理進行“心理”根源的解讀，我認為意義十分重要——盡管作者認為他早年用“本能”、“直覺”等西人觀念來解釋“頗知自誨”，亦不成功。儒家學說可以概括為“內圣外王”，就是以內在道德修養，去為社會人群做事業；最高應達到“圣人”修為的境界，去做治國平天下的大事業。宋明以來，學者確對儒學的“內圣”修持方面多有發揮。而此點，亦正是受過西式教育的今人最為難以理解的部分。如果儒家“內圣”能結合當今科學的心理學、教育學等成就，為之挫紛解疑，或許能架起一座古代修養通向現代的捷徑。梁先生晚年付梓的另一部力作《人心與人生》筆法要“細膩”得多，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他認為乃討論“人生問題”的此著的遺憾。

梁先生提出了許多為20世紀的我們值得思考的啟發和借鑒。比如他在文中用的“西方化”、“東方化”（其中包括“中國化”和“印度化”）等術語，細細讀去，可能與今人理解之內涵有不同之處，但并不妨礙對之掩卷深思。1965年，基于修正自己對人類心理的新認識，他大膽斷言：在世界最近未來，繼歐美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的近代西洋文化之后，將是中國文化的復興；其轉折點即在社會經濟從資本主義轉入社會主義之時。只是在文化上，“要開辟新局面必須翻轉才行。所謂翻轉自非努力奮斗不可，不是靜等可以成功的”。我們今天確實來到了這樣一個轉折點上。

奇特的是，盡管梁先生在理論上有頗多“特立獨行”的建樹，但他一向拒絕承認自己是個哲學家、國學家、佛學家，乃至于不認為自己是個學者。作為現代新儒學的開創者，他又被稱之為“中國最后一位儒者”——這個稱呼我倒是覺得挺適合于他。這樣說，并不是貶低梁先生，而是懷有深深的敬意。儒者，社會之所需也。梁先生崇尚事功，常常說自己一生為兩大問題支配：一個是中國問題，一個是人生問題。他還說自己不是“學問中人”，而是“問題中人”。在持續多年、雖不成功的“鄉村建設”活動和“奔走國事”的努力中，他逐漸成為一個著名的社會活動家和“行動的儒者”。

上世紀80年代，梁公在中國文化學院講學，演講中用了足夠大的音量說了一句話：“我一輩子是個拼命干的”。

——這的確是梁漱溟人生的獨特之處。

（原文刊載于《解放軍理論學習》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