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chinarushang.cn 中國儒商 作者：佐藤貢悅 嚴錫仁 西中研二 平良直
日本家庭教育學會成立于
本學會致力于“通過理論和實踐研究家庭教育，普及研究成果”，并以此作為學會章程。這是高橋進會長在《成立宗旨書》中的陳詞，這一想法主要基于以下內容。
“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在當下同是廣受國民關注的話題。青少年的三觀及性格的養成不僅受學校教育的影響，來自家庭教育的影響也不容忽視。因此，通過剖析和探討家庭教育問題，并找出有助于青少年成長的方法是當下我國教育的當務之急。”
本學會立足于“教育當以家庭為本”的觀點，認為研究人員、教育人員、監護人應當參與其中，共同討論有關家庭教育的諸問題。正因此，本學會的人員構成極為豐富。不僅包括哲學、倫理學、社會學、教育學、心理學、歷史學、宗教學、經濟學、文學、語言學，體育學等各領域的研究者，更有積極參與民間倫理，教育實踐活動的家庭教育研究者和實踐家，以及幼兒園、托兒所、中小學教師、教學經驗者、乃至地方自治團體的教育負責人、企業人員、媒體業者等等。在這一點上，是其他學會無可比擬的。
本學會現任日本家庭教育學會會長是八洲學園大學的中
本學會每年主要舉辦的活動如下。
(1)總會（每年1次）、常任理事會（每年4次）。
(2)學術大會（每年1次）：自開辦以來歷年舉辦、無一例外。本年度為第30屆。
大會分為兩部分。上午進行個人研究發表，下午由主題相關專家進行演講和討論。
2014年度學術大會的主題是“家庭教育的推進及家庭教育學的構筑”。
(3)出版活動：
學會雜志《家庭教育研究》（每年發行1次，本年度刊號為20號）。
一般雜志《家庭論壇》（每年發行1-2次，目前已發行刊號為25號）。
會報（每年發行3次）
(4)日本家庭教育學會“高橋進獎”的審查與授予
(5)“家庭教育學的構筑”相關研究會的舉辦（每年4次左右）
除上述活動外，會員中從事家庭教育研究或相關實踐活動的人員，在滿足一定條件的前提下可提出“家庭教育師”的資格申請，本學會具有認證資質（目前已認證210名）。
作為“家庭教育師”，即在地方自治團體的協助下從事家庭教育的實踐及啟蒙活動。抑或通過各種團體及社團活動、演講活動與監護人直接接觸，更加深入地了解夫婦、親子、家庭成員、乃至地區與學校教育問題上的煩惱和疑惑，進而提出建議等扎根于地區性社會的活動。此外，自2001年始，“日韓家庭論壇”正式啟動，該活動在日本與韓國間交替舉辦。
“家庭教育學”是什么？關于這個問題，恐怕在當今全世界范圍內都沒有一個明確的理論體系。在日本家庭教育學會已走過的30年中，已發表的家庭教育相關研究成果數不勝數，但依然未能實現家庭教育學理論體系化。作為本學會的每位會員自知這一問題雖放置已久，卻是亟待探究的普遍而首要的課題。
要想在全新的領域中建立理論體系，通常來說應當以現有的各成熟領域為基礎，同時將這些領域的知識體系進行融合并升華。換言之，只有把多個即有學問領域的成果與大量的社會實踐經驗相結合，“家庭教育學”理論體系的構筑才得以實現。
話雖如此，這項任務卻十分艱巨。如前文所述，要想構筑“家庭教育學”理論體系，應當涉及多個范圍和領域。誠然，目前已發表的關于家庭教育的相關論述屢見不鮮，也有很多以“家庭教育學”著稱于世的作品。然而，這些作品大多是以作者自身生活體驗為基礎的主觀教育論，而且是局限于人類發展中某一段時期的論述。對于一門學問來說，實屬單薄。換言之，目前為止的研究成果僅僅是對家庭教育學的一種探索，是以教育學、社會學、心理學、醫學等學科為依據做出的包含了家庭教育學的研究，但并不等同于“家庭教育學”。因此從事上述相關研究的研究人員首先要承認自己的研究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家庭教育學”研究就顯得尤為重要。理論上，在此基礎之上整合各專業領域獨立進行的家庭教育相關研究，是能夠實現家庭教育學這一綜合性學科理論體系的構建的。然而事實上，深受西方近代思想影響的日本現狀卻是，大學教育中各學科領域的發展己趨于僵硬化和制度化，在各學科體系內很難再出現新的交叉領域的研究。
近代以前，在日本還很重視學習積累的時期，關于青少年教育方式的思想指導類書籍及研究成果不勝枚舉。舉例來說，在《育兒書》一書中，自近世（江戶時期）到近代（17-19世紀）來自于諸思想家的大量育兒書籍搜羅其中。將其稱為日本開始研究“家庭教育學”的標志未免有些言過，但要說它是一部以“家庭教育”為中心的綜合性論述作品則當之無愧。與此類書籍相比，現在標榜家庭教育的相關研究細分化頗顯嚴重，最終導致了這一重要領域反而被高專業性的其他各學科所掩藏。
另一方面，“育兒（家庭教育）應當如此如此”一一基于這樣的論調展開議論是近世的此類書籍的一大特點。然而多數學者認為這種議論方式在現代很難行得通。其理由有以下幾點。
①在當今的日本社會，大多數人認為“家庭教育”是每個家庭的私事。
②人們常把“家庭教育”等同于教養、社會常識和禮節的養成。
③即使能清楚地認識到家庭教育的本質是促進道德教育以及性格形成，依然有很多人認為家庭教育歸根結底是每個家庭的私事，提出的一些普遍性的、原理性的觀點也不過是將一些特定的宗教、思想或意識形態強加于人的過程而己。
就這樣，在當今的日本，“家庭教育”的概念被強行賦予了“私事”的刻板印象，而不再是相對應的一門普遍適用的“公”的學科。那么這種印象是如何扎根于人們的思想中的呢？自近代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引進了學校教育制度(1872年)，“教育”由學校全權負責。而在二戰時期國民教育曾被權利所利用，出于對這段歷史經驗的敏感，人們是心存警惕的，而且這種警惕心理揮之不去，并在戰后美國倡導的自由主義思潮浸透下更加根深蒂固。
在這里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把“家庭教育”誤讀成教養的養成這一現象極其普遍。其實成長不僅僅是孩子的問題，作為家長也必須成長。生物學上的所謂“家長”，就是在養育子女的過程中得到自我成長，并成為真正意義上開始承擔社會責任的“家長”。此外，在日本當下，一提起“教育”，人們的第一反應必然是學校教育。但人類從出生到成長的過程中，學校教育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自不必說，但要說真正“長大成人”，在大分類上應該分為家庭教育、地區教育和學校教育。而三者之中，家庭又是一個人成長的最初環境，毋庸置疑地家庭教育在教育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
那么把如此重要的家庭教育歸類于“私”的問題顯然并不合理，這也正是日本家庭教育學會的基本立場。毫無疑問，任何一個家庭都是尊重個性的，不同家庭的教育方式也各有不同。然而特殊狀況中是能反映出普遍性的，若能與人們分享并從這些普遍性中挖掘價值或真理，那么把家庭教育看作是一件“公”的普遍適用的學問也絕非無望。比如說，人文社會學這門研究人類社會各類問題的學科，正是以重視人類特殊性為基點進行研究的。從這個角度來看，把家庭教育從“私”的問題提升為“公”的學科并不是難事。當今日本社會所面臨的家庭教育問題正是我們應當共同面對和分享的，甚至可以說是十分具有學術研究意義的共同問題。將這些家庭教育相關的問題群進行整合、探究、統一為“家庭教育學領域”，在當今的日本勢在必行。
在本學會2003年的常任理事會上，以當時的高橋進會長、望月嵩副會長、佐藤貢悅副理事長為中心，成立了“家庭教育學構想”工作小組。次年，八洲學園大學將家庭教育課程列為本校的終生學習類專業，并正式開學。高橋進會長出任八洲學園大學的首任校長。同年，作為日本家庭教育學會與八洲學園大學的共同研究課題，“家庭教育學的構想”項目正式啟動。2007年《八洲學園大學，日本家庭教育學會共同研究家庭教育學的構想成果報告書》正式發行。期間，于2006年12月《新教育基本法》重新制定了《家庭教育》的相關規定。規定稱，地方行政機關需要為支援家庭教育制定相關政策。這項共同研究正是在《新教育基本法》頒布之初議論正盛時催生的產物。在2007年的《共同研究成果報告書》中，當時的研究代表望月嵩副會長是這樣描述的。
“雖說新教育基本法制定了有利于推進家庭教育的政策，但我們不能沉醉于喜悅中而無所作為。要想重新恢復家庭教育的活力，最終實現充實家庭教育的目標，必須確立相應對策。而作為這一對策的根本，是要建立一個能夠科學地解釋何為家庭教育的學科，即‘家庭教育學’”。共同研究的成果報告書持續發行至2010年。在這里無法將成果一一列舉，但總體上說是各研究學者立足于自己的專業領域，進行的家庭教育主題相關的研究成果。
當時的研究者代表望月副會長在成果報告書中，是這樣描述的。
“從家庭教育學體系化的觀點來看不得不坦率地承認，本報告書并沒有呈現出家庭教育學的主體形態。然而，考慮到家庭教育學是一門基于大量的跨多領域研究而成立的學科，只有各領域的研究者和實際從業人員齊心努力，‘家庭教育學’的構建才能實現這一現實，本報告書正是為了邁出下一步所作出的寶貴積累和優秀成果。”
新學科的構想與建設工作正如前文所述，出現困難是意料之中的，反復嘗試也是必經之路。日本家庭教育學會時刻牢記著構筑家庭教育學體系的宗旨和理念。雖說首要任務是找到各學科體系的共同點以實現家庭教育學體系構筑，畢竟科學研究的原始動機是最重要的，無論最終通過探究得出多么完美的方法論，多么縝密的理論或完善的體系，如果失去了最初的研究動機則毫無意義。不忘初心，堅持以“家庭教育”為中心會有助于避免真正的研究對象一一家庭教育最終埋沒在跨學科的綜合性研究中。“家庭教育學構想”本身已經超越了家庭教育學會的框架，為眾多研究學者共享彼此的研究志向提供了共存場所。這從長遠的角度來看，是有百益而無一害的。
在社會構造的巨大變遷中，家庭的生存環境、生活形態以及內部結構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日本厚生勞動省于
此外，近年來社會上對學校教育的過度倚重，成年人也不自覺地被這種時代潮流同化。在這種社會風氣的蔓延之下，孩子們的內心是病態的。正是在這種現狀之下我們如今才會面臨以當下青少年暴力犯罪為首的各種各樣殘酷的社會問題。也正因如此，即使面對“為何家庭教育是必要的”如此基本的問題，多數家長竟無言以對。這就是日本家庭教育的現狀。
所謂家庭教育的目的，一言以蔽之，即孩子的人格形成以及家長的人格養成。由于目前為止的教育方法主要側重于學校教育，因此當下家庭教育的當務之急是弄清與學校教育關系的同時，明確家庭教育的獨立性。誠然，在與學校教育的相輔相成關系中，兩者的相互融合促進作用不容忽視。相反地，兩者還存在著對立面。這個所謂的對立面，是指在學校教育中無法得到滋養的部分，即家庭教育的最終目標一一人格教育。在“德智體”這種字眼逐漸淡出視線的今天，反而更應當重新審視家庭教育承擔的“德育”部分的重要性�，F在的日本也逐漸迎來這一時期。
1947年日本邁出了從美國的《教育基本法》影響下的戰前國家主義及軍國主義教育轉變為尊重基本人權的教育形式的第一步。其后于20世紀60年代，日本進入高度經濟成長期。在自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轉型中，“地位由學歷決定”這一觀念在日本社會中定型，與此同時，中小學的應試競爭愈演愈烈。作為這種過度應試競爭下的產物，出現了所謂的“差生”。自20世紀70年代后葉至80年代初期，“校園暴力”“逃學”“青少年犯罪”等青少年問題頻發，這一系列問題最終導致了“教學秩序混亂”、“教育荒廢”等社會問題的出現。鑒于當時的情況，文部�。ㄔ�2001年中央省廳整編后，更名為“文部科學省”）做出“青少年需要減負教育”的判斷，并于1980年開始實行“減負教育”，并不計后果地大幅縮減課時。2002年的小學和中學課時與1961年相比分別減少了7.8%和13.5%。然而，這種僅在政策上做出的教育改革，“校園暴力”“逃學”“青少年犯罪”等問題沒有得到絲毫改善，新聞中也屢見不鮮。對這一狀況感到憂慮的文部科學省于1996年展望21世紀日本教育前景時進行反思，時隔60年，于2006年通過提案，決心全面修改日本教育大綱一一《教育基本法》。在強調充實道德教育及強化家庭教育的今天，正是源自于當時新《教育基本法》的修改這一歷史背景。
另一方面，據2004年OECD國際學生評估項目結果顯示，日本學生的閱讀能力從第l下滑至第14，數學從第1下滑至第6；2007年閱讀能力從第14下滑至第15，數學從第6下滑至第10，科學從第2下滑至第6。至此，社會上對于“減負教育”的批判聲此起彼伏。于是文部科學省又于2011年廢除了持續了30年之久的“減負教育”，并轉而謀求“生存能力養成教育”的開展。這里“生存能力養成教育”的基本特征是：①重視學生的知識與技能學習，以及思考力、判斷力、表現力的養成。②除學校外，家庭、地區等社會全體均應致力于青少年的教育工作。
在這里，有必要探討一下日本家庭教育與道德教育的關系。文部科學省在重視學習能力的同時，又將推進學校教育中的道德教育以及充實豐富家庭教育這兩項加入到新的教學目標中，而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中的道德教育又是密不可分的。
(1)道德教育的豐富與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教育基本法的修改(2006.12.22)》
日本的道德教育旨在加深青少年從根源上理解人類的存在形式的同時，培養青少年的社會意識、規范意識，對于善惡的分辨能力以及關心他人、同情弱者的豐富內心。2013年3月由文部科學省設立的“充實道德教育相關懇談會”在同年12月的報告中稱，“現在仍然有很多問題有待解決，一部分批判來自于道德教育并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遠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在這種道德教育被大肆批判的背景下，日本國內發生了一系列復雜事件。
首先，以解決最嚴重的社會問題——“校園暴力”為出發點，培養青少年的規范意識、對善惡的分辨能力、對弱者的同情等道德情操、真心待人的交流能力是道德教育的最終目的。在《新教育基本法》中，第一條教育目的中明確寫道：“培養豐富多樣的道德情操”。中小學的《新學習指導要旨》中道德教育的具體目的里也寫道“通過全校的教育活動，培養道德的心性、判斷力、實踐欲望及態度等”。只是，該《新學習指導要領》中并沒有把“道德教育”規定為一門學科。在戰前及戰中，服務于當時天皇制國家的國民，應當時刻以“修身”為目標。在今天，人們之所以盡量避談“道德教育”，正是出于對這一歷史時期的抗拒心理。既然連一門學科都不算，自不必說教材�！缎聦W習指導要領》中說道，道德教材應“由品德老師在校長的領導下，在全體教師的幫助下共同編修”。編修時，應“充分考慮兒童、學校和地區的實情”，并“應當在監護人、當地群眾的共同努力下，在深入理解當地家庭與社會共通特征的前提下，通力完成”。自此，直到2006年《新教育基本法》正式頒布實施，道德教育的大環境為：①受歷史影響，人們仍然避談道德教育；②以道德教育為目的的教學理念并沒有切實傳達至相關人員；③教職人員指導能力不足，對道德教育過程中的具體教學內容沒有明確的概念；④與其他的真正學科相比，道德指導常被輕視，時間也總被其他科目占去。諸如此類，批評不斷�？偟膩碚f，做的還遠遠不夠。于是文部科學省又于2014年10月決定將道德教育定位為一門“特殊的學科”，并將在2018年4月開始使用教材授課，以此來達到強化道德教育的目的。
(2)家庭教育與道德
若把教育比作長河，那么最源頭的那一滴一定是家庭教育。孩子的道德培養是父母的責任，也是一種樂趣。到小學入學之前的幼兒期內，訓練孩子必要的生活基礎技能是每個家庭必須完成的任務。從嬰幼兒期親子間的情感紐帶開始形成，家庭教育就是通過家庭成員間的接觸，培養其“生存能力”的根基和最基本技能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切教育的起點。另一方面，行政機關的作用則是從側面增加家庭教育相關的學習機會，加強建設兒童教育的輔助網絡設施，增加親子間共同體驗的機會，鼓勵父親在家庭教育中的參加積極性，提高家庭教育力度。
總之，依據《新教育基本法》，青少年的教育及人格培養最終責任還是在家庭。行政機關僅僅扮演了強化家庭教育的輔助角色。《新教育基本法》新設了第十條“家庭教育”及第十一條“幼兒教育”。第十條第一項中對父母的義務作出了規定，“在子女教育上，父母負有第一義務與責任”，父母必須“幫助子女養成必要生活習慣，培養自立能力，使其身心共同發展”。在第二項中關于行政機關的角色明確寫道，“行政機關應當尊重家庭教育的自主性，為監護人提供學習機會和信息，以支持家庭教育建設”。
幼兒期的兒童教育是父母的義務，而從健康型成長環境的構筑到各項兒童教育支援設施的建設工作由行政機關擔任一一目前一些積極致力于家庭教育的地、方自治團體，正在切實地落實到實踐中，而且這樣的團體不在少數。
(3)與道德相關教育課程的改善（中央教育審議會答復）
2013年12月，文部科學省向中央教育審議會（簡稱“中教審”）咨詢了“與道德相關教育課程的改善”等問題。中教審于2014年10月就有關道德教育的目標與內容問題，給予了如下答復。“道德教育的目標”如下：①以青少年的發育階段為基礎，加深對社會規則及道德的理解，并培養自我提升的能力。②順應青少年身心發展和學習階段進行教學，學習人類生存中重要的道德價值，并深化對其的理解。③培養青少年從多樣性價值觀的角度思考、判斷、行動的素質與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根據《新教育基本法》，“新學習指導要領”中，加進了與道德內容相關的四條觀點。①重視主體性與自律性。②重視自己與他人間的關系。③重視自己對自然、文化的理解。④重視自己與集體、社會間的關系。
(4)再議道德論
明治時期的啟蒙思想家、文部省官員西村茂樹于1886年12月在當時的東京帝國大學授課時曾指出，“迎來明治維新后，陳舊的江戶時代煥然一新。廢除了曾以儒家思想作為公共行為準則的道德標準，取而代之的是試行以神道為標準的道德準則。然而，與文明開化并不相符的是，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國民失去了道德評判的標準，直至今日。如此一來，國民對道德修養愈加輕視，造成對重視道德修養的人不褒獎，對破壞道德準則的人不譴責的混亂局面”，這暴露了明治維新以來，由于道德標準的模糊，隨之而來的危機感。西村在其代表作《日本道德論》中明確提出了上述主張，即應以儒家思想為道德教育的基礎。不知己長逝的西村先生是如何看待當下日本教育的呢？在1947年制定的《舊教育基本法》中，出于對服務于戰前天皇制國家體制下以“修身”為目標的國民教育的反感，道德教育并未被記載其中。日本國民罕見地在戰后70年間與道德教育無緣。從而，變成了“對道德修養愈加輕視，對重視道德修養的人不褒獎，對破壞道德準則的人不譴責”的國民，也正因此，校園暴力、逃學、青少年犯罪等問題越來越表面化了。大膽想象一下的話，西村先生一定也會這樣認為的吧。
預計從2018年四月開始，日本中小學道德教育將成為正式教學科目，這幾年也將在對《道德論》進行整理的基礎上，制定出完整的教科書。然而，究竟應該如何構筑作為根基的道德論及與其關系密切的家庭論之間的關系呢？最后，將西村茂樹的主張一一以上述儒家思想作為道德論的根源為藍本，一邊觸及社會學領域中被論及的“現代家庭”論，對儒家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再行斟酌。
(1)日本“現代家庭”的前進與動搖
日本著名心理學家林道義在1996年出版的《父性的復權》一書開篇中寫道：
“父不成其為父。父親無法履行父親的職責。整合家庭、提出理念、傳承文化、傳授社會規則的父親的作用正在消失。結果家庭像一盤散沙，成了所謂‘旅館家庭’，由此產生不分善惡之人，使沒有整體觀念的自私自利與軟弱無力之人不斷增加。”該書是在日本20年前日本的“父性”漸漸開始消失，或者說急速崩潰的前提下寫成的。在林道義看來，現代日本社會中“具有父性必要條件的健全的父親”正在被“朋友式的父親”所替代，結果產生了大量的“不分善惡的人”“自私自利的人”“軟弱無力的人”，造就了無望的社會。
且不說從前的父親們有多“健全”“朋友式的父親”又如何不妥，很明顯“父性的復權”至少意味著以父權家長制為中心的傳統家庭形象的崩潰。家庭觀念的巨大變化，在戰后迅速地傳播開來，這就是所謂的“現代家庭”的前進與動搖。
“現代家庭”在字典中的解釋為：“不同于封建時期的父權家長制家庭，指對家庭成員給予人格的尊重，以愛情和信賴關系為基礎建立的家庭，以對子女的養育為重要的責任與義務。”社會學家落合惠美子指出，“我們現在所說的‘家庭’，從任何角度去分析，至多只有不到二百年的依據可查”，雖說可以“把‘現代家庭’(modern family)視作一種歷史形態”，但考慮當時的封建家庭背景，可將其總結為以下8個特點。①家庭領域與公共領域的分離、②家庭成員間的強情緒關系、③孩子中心主義、④男性在公共領域、女性在家庭領域的性別分工、⑤家庭集團性的強化、⑥社交的衰退與尊重隱私、⑦排除非親屬、⑧核心家庭。”
此外，關于日本戰后“現代家庭”的變遷（家庭的戰后體制），落合惠美子指出了如下三點：①女性的主婦化；②人口再生產的平等化；③處于人口轉變期的世代為社會的中堅力量。落合認為，就第一點女性的主婦化而言，二戰后，女性首先成為家庭主婦，說戰后日本女性進入職場實際上是對趨勢的誤讀。第二點既可以稱它為“少子化”，也可以稱它為“少生育化”，其含意是大家都在適婚年齡段結婚，建立一個有兩到三個孩子的家庭。所謂的“兩個孩子的革命”，不僅僅是孩子的數量減少，更是孩子必須有兩到三個這樣的“平均主義”。關于第三點，從人口學的角度，落合惠美子舉了如下事例：盡管日本在不斷地核心家庭化，但是卻懷揣著三世代同堂的夢想。不經常與社區其他人進行交往，而躲在自己的小家庭至上觀念的巢穴里，孩子的撫育和老人的贍養由家庭來承擔，而又的確承擔的不錯。
但是，如今“現代家庭”也開始動搖，危機漸漸顯露出來。山田昌弘將“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隨著家庭多樣化與個人化的推進，出現了脫離固有家庭規范的新家庭”的現象稱為“家庭革命”。山田提到，隨著傳統的夫妻角色分擔的解體，越來越多的夫妻選擇共同工作，女主外、男主內的家庭也變得稀松平常，人們從結婚生子的固有觀念中脫離出來，很多人選擇當來婚媽媽，如果夫妻關系惡化，也不會在離婚的問題上過多猶豫。落合惠美子將這種現象稱之為“脫現代家庭化”，她指出：“誠然，‘家庭崩潰’的預感，聽上去很可怕。但崩潰的無非是只有不到兩百年歷史的‘現代家庭’這一家庭類型而已。無論接下來是何種制度，人們大概都會用‘家庭’這樣熟悉的詞匯繼續稱呼它，并隨遇而安地生活下去吧。”
為了實現日本政府主辦項目“男女共同參與計劃社會”的推進，鼓勵女性走向社會被提上日程�？紤]到較“兩個孩子的革命”更為嚴重的低出生率(2013年1.43)問題以及獨居老人及敬老院等設施的增加等情況，很難說當下的日本家庭仍然在“現代家庭”范疇之內。雖然日本在現代化以后“現代家庭”取代傳統家庭（封建家庭）成為主流，但當下“現代家庭”依然處于變革階段，想必今后仍會產生諸多變化。而這種通常來說不可逆的變化未必是人們所期待的。另外，身處如此變動的社會潮流之中，采取“隨遇而安”這樣一種旁觀者的態度真的是一種好的選擇嗎。
以上所述主要是有關家庭制度的內容，同時，家庭的功能也有必要關注一下。家庭社會學家森岡清美與本學會名譽會長望月嵩在其合著中指出：“在日本，真正做到使家庭成員社會化、激發其積極性、恢復其精力與健康等家庭的功育能的實現，在現實中實例很多。即便如此，對家庭這些功能給予期待，期待預期能夠實觀的部分，并且將應該得以實觀的部分作為不會衰減的規范意識。保留此種規范意識，因此只要在家庭功能范圍內的信任不垮，制度上的家庭的消亡，至少不會成為我國的當務之急。”林道義在《父性的復權》中呼吁“父性的回歸是當下迫切的愿望”在前文有所提及，這也是在強調家庭的功能。
未來的家庭將呈現何種面貌呢？為了解決該問題，已經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設想，重新審視儒家傳統倫理思想也不失為一種方法。接下來是圍繞家庭教育主體的親子（父子）關系，對若干見解進行闡述。
(2)儒家家庭教育的可行性
最初，很多人會覺得這樣一種嘗試很不和諧�，F代人在論及儒家的家庭倫理時，最先浮現在腦海里的恐怕是貫徹始終的父性原理、服從原理或權威主義等負面印象。不可否認，儒家確實有不少像“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禮記·玉藻》）這樣要求絕對服從的強迫性語言。在自我尊嚴的意識得到強調的現代社會中，這樣具有單方面服從性的儒家倫理觀想必是很難接受的。比如說，現在社會上有一種質疑“孝”的意義并將其貼上死語標簽甚至無視的傾向，無疑是由于這樣的社會情況導致的。
然而，這樣的父性原理、服從原理，只不過是儒家思想中一個負面屬性而已。在東方悠久的歷史長河中，儒家思想一直作為政治支配的意識形態存在著，政治家及統治階級自然會強調并利用對其有利的父性原理、服從原理。我們來看一下具有代表性的“三綱思想”。眾所周知，三綱指“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是董仲舒提出的為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的理論基礎。董仲舒以他的“陽尊朋卑”理論對此進行說明，君、父、夫為陽，臣、子、婦為陰，這是天定的、永恒不變的真理。將君臣、父子、夫妻關系規定為絕對的隸屬或從屬關系。
在以孟子的“五倫”為榜樣的時代，審時度勢地提出了“五倫”。其性質與“三綱思想”截然不同。“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等處理人與人之間基本關系的道理和行為準則，在親、義、別、序、信的分類下，要求人倫中的雙方都要遵守一定的“規矩”。例如，“父子有親”的“親”，基于正名論，為父的“慈”與為子的“孝”是以相依相待的關系為支撐的。正是因為有了父母的“慈”，才造就了子女的“孝”。由此可見，父母也應該更加重視自身的道德修養。
“治家之道，以正身為本，故云反身之謂。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父子又復戒傳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與己，即人怨而不服。……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也。”
前面提到的《父性的復權》一書中，也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其現代意義的有趣部分。“在家庭中，以父親為中心形成的家庭秩序應當是最理想的。以此為目標，父親除了應該具有以自身為中心的才干外，平素的努力也是不可或缺的。”林道義是從現代心理學的角度去解析父親的理想狀態的，但儒家早己于公元前給出了相同的觀點�？偠灾�，儒家追求的理想狀態是父母應當給予子女慈愛及妥善的教育，并為此身體力行，樹立正確的榜樣。
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在1930年出版的作品《幸福論》（Conquest of Happiness）中寫道，隨著民主主義和精神分析學的發展，親子關系也在一直發生著變化，父母在子女教育上也開始變得不知所措。在多年后的今天，這種情況依然存在。不僅限于家庭教育，各個領域正處于知識爆發的時期。而在追求這些知識的過程中，我們似乎丟掉了什么不可忽視的東西。對我們來說，維護親子之間自然的“親密感情”，父母與子女各自明確自身的定位與責任，提倡自我道德修養的儒家家庭倫理準則在當今社會，依然有著巨大的借鑒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