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炳正曾說，自己不僅“在小學方面受太炎先生的教益，更重要的是他的愛國主義思想和民族感情給我以巨大的影響”。1937年7月，他從蘇州返榮成探親，不虞被困故鄉達六年之久。一次，前線葬埋抗日陣亡將士于文登縣的柘陽山，他送挽聯：“今朝雄志吞桑島，終古英魂壯柘陽。”把宣傳抗戰救國看作是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 　　在故鄉時，湯炳正撰成《五胡十六國紀年史》《史通校箋》《古音學管見》三部書稿。并云：“章先生平生仰慕顧炎武之為人為學。而對顧氏的經世致用之學，尤恪守不移。這與乾嘉學派為學術而學術的風氣，迥然不同。我在抗日戰爭中，對先生的經世思想與民族意識，理解漸深。我的《五胡十六國紀年史》即由此而作。”又在《古音學管見》扉頁寫道：“我離開淪陷區后，我的妻子慕惠貞，為保存此書，又怕被敵人搜查發現，惹出禍事，乃剪去此處書名和人名，并把書藏在煙囪旁邊的墻縫里。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才把此書帶到四川。” 　　湯炳正的屈原及楚辭研究，始于抗戰后期。此時由于中華民族的危機，促使他在思想情感上與愛國詩人屈原產生了強烈共鳴。這里面當然也有乃師太炎先生的“愛國至情與民族大義”的潛在作用。但湯炳正并沒有想到，他當時開始的這項研究工作，日后竟會使自己成為這門學科的領銜人物。 　　1985年6月，“中國屈原學會”在楚故都江陵成立，湯炳正當選為第一屆會長（姜亮夫被推為名譽會長）。關于他在這方面的研究成就，李誠概括為：“如理史遷《屈原列傳》之惑、破屈子生辰之謎、辟‘《離騷》乃劉安所作’之妄，論《楚辭》一書非成于一人之手，倡‘神話演化常以語言因素為其媒介’之論，在國內外學術界皆有深遠影響。” 　　說到湯炳正的民族大義，這里只說一事。20世紀80年代初，日本個別著名學者提出“屈原否定論”。先生知道后，一方面鼓勵黃中模將日本學者原著譯出，并撰文討論，一方面著手籌辦“屈原問題學術討論會”，以推動屈原研究的健康發展。 　　湯炳正奔走呼吁，克服重重困難，于1984年5月在四川師范學院召開屈原問題討論會。他在給黃中模的信中說：“敝院所主辦之‘屈原問題學術討論會’，開始因規模小，故邀人少（因招待所等條件限制）。不料‘請柬’發出后，引起全國學術界的連鎖反應，要求參加者，絡繹不絕，現已六次補邀，發出‘請柬’前后共八十多份。”又向與會者擬出：“（一）對日人的意見，應當納入中日文化交流的范疇之內，而決不是聲討或撻伐。（二）措詞命意，都應當以學術探討的姿態出現，擺事實，講道理，而決不是什么批判。”“對當時國內外所吹起的那股意圖把屈原從中國歷史上抹掉的不正之風，進行實事求是的探討與評議。”通過辯論，維護了屈原的存在與其著作權及他作為“世界文化名人”的地位。 　　由于湯炳正及有關學者的努力，這次討論會收到了預期效果。有學者說：“這次大會的論文質量、討論情況、社會影響都遠遠超過其他全國性屈原討論會。”《光明日報》等三十家報刊“發表了近五十篇文章，討論與報道了屈原問題論爭，遂成為近幾年來中國學術界注目的重要問題之一”。湯炳正也因此贏得日本漢學界同人的尊重。在這件事上，他體現出章門那種“事不避難、勇于擔當、奮勇向前”的氣概。這也正是他一生的學術追求。 　　《光明日報》（ 2017年09月25日 16版） （責任編輯 王小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