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 “先有‘市’，再有‘城’”源于德國城市地理學家克里斯泰勒 1933 年提出的“中心地”理論。這一理論存在著明顯的“先天”的“邏輯”缺陷和“后天”的“擴大化”問題。“先有‘市’，再有‘城’”有悖于中國城市發展的規律和特點。政治型城市化作為一個歷史階段的終結，并不意味著“以政治為主要功能”的中國城市化基本模式的解構。“先有‘市’，再有‘城’”，把“政治”與“經濟”的關系簡單化和對立化，不是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不能指望從中找到解決中國城市發展的辦法和出路。

關 鍵 詞 中心地理論 市場 城市化 新型城鎮化 先有“市”再有“城”

作 者 劉士林，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首席專家、教授、博士生導師。 （上海 200241）基金項目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系列發展報告首批建設項目“中國都市化進程年度報告” （編號：10JBG011）、上海交通大學“985 工程”三期文科專項經費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以批評、否定我國的城市規劃和建設為中心，一些似是而非、片面偏執的觀點不斷出現，其中之一就是所謂的城市化“必須先有‘市’，再有‘城’”。比如中國人民大學土地規劃研究中心主任嚴金明教授日前在接受《光明日報》 采訪時就指出，城市的發展，應通過產業帶動城鎮化。必須先有“市”，再有“城”，而不是與此相反。新城建設過熱，根子在于各地對中央的城鎮化政策理解有偏差。目前一些地方的城鎮化更偏重于城市空間擴張和土地開發。這種人為“造城”的模式必須調整。［1］嚴金明教授的觀點很有代表性，綜合相關言論可知，這里的“城”一般是指由政府主導的城市規劃與建設，而“市”則主要用來表征一種由市場主導的城鎮化進程。前者往往直接等同于土地財政、房地產開發、大拆大建、城市文脈消失等現實的突出問題，后者則被理想化為解決“產城脫節”、“鬼城”、“公共服務短缺”、“城市文化傳承危機”等問題的主要手段。由此延伸出一個基本判斷，即我國城市在當下遭遇的幾乎所有問題與矛盾，都是因違背了“先有‘市’，再有‘城’”的城市化基本原理。在此基礎上，還出現了諸如要求政府“松綁”或“退出”，把城鎮化與城市建設完全交給市場等極端主張。

問題的關鍵在于，這個“先有‘市’，再有‘城’”的觀點在邏輯上是否站得住腳，是否符合人類城市發展的歷史規律和中國城市化的特殊國情？或者說，這究竟是一個城市化進程的普遍規律與標準，還是一種出自主觀臆斷、缺乏邏輯根據和歷史經驗的“想當然”，這是本文擬討論的主要問題。

這個問題事關重大，不僅直接關系到當下眾多批評言論的理論依據，也涉及到對我國城鎮化模式和現實進程的基本態度和評價。

 

“先有‘市’，再有‘城’”，在西方城市發展中不具有普遍性

 

和很多媒介社會出現的“熱詞”一樣，“先有‘市’，再有‘城’”盡管被高頻使用，但卻很少有人對這個概念本身進行系統、科學的研究和闡述，仿佛這是一個具有自明性和普遍性、不需做任何論證和解釋就可以運用的基本原理。但實際上，這個所謂的“城市化原理”，不僅完全不適合解釋“以政治功能為主”的中國古代城市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框架下的當代城市，即使在西方城市發展史上，也只是對城市的某個階段或特殊類型的歸納和總結，并不具有普遍性。對此可從兩方面來理解。

首先，“先有‘市’，再有‘城’”在邏輯上存在著很大的缺陷。在理論淵源上，這個觀點源于德國城市地理學家克里斯泰勒 1933年提出的“中心地”理論。克里斯泰勒認為，一定的地區必然存在一個服務中心，作為一個距離周圍鄉村地區最便利的地點，負責為周邊提供貨物和服務，這個地點在本質上是一個市場，任何具有服務中心職能的地點都可發展為城市，并根據實際需要進一步發展為城市系統。［2］由于“中心地”理論較好地解釋了商業、市場與城市發生發展的關系，自它誕生之日起，歷經半個多世紀，一直是西方城市研究的主導模式和方法體系，也是我國學術界“先有‘市’，再有‘城’”觀念的母體和淵源。但另一方面，由于在解釋城市與區域發展時不斷遇到反例，對其方法體系的批評和爭議實際上也從未停止過。

客觀而論，“中心地”理論主要存在兩大問題：一是“先天”的“邏輯”缺陷。克里斯泰勒從城市的服務型消費入手，認為每一種商品在既定的地理范圍內存在一個最低需求門檻，在這個基礎上，區域內的各城市（鎮） 圍繞中心城市形成層級性城市系統，共同完成城市的服務功能。［3］但這個理論假設本身存在嚴重的問題：一方面，它只看到其他城市（鎮） 對中心地城市的依賴關系，忽略了后者對前者的“反向的依存關系”；另一方面，它只注意到區域內城市間“縱向的層級關系”，忽略了“同等規模和功能的城市間橫向關系”。這是西方學者自 20 世紀 90年代以后開始拋棄或超越“中心地”主導模式的主要原因。二是“后天”的“擴大化”問題。無論是克里斯泰勒本人的研究，還是西方理論界的一貫看法，“中心地”理論的主要研究對象和適用范圍是“城市的服務型消費”或商業型城市發展，本身并不是一個城市化進程的基本原理和評價標準。但由于“中心地”主導模式比較適合解釋當代城市商業化、消費化、后工業化的趨勢和特點，這直接導致了國內外一些學者對其固有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缺乏反思和限定，“想當然”地把它“擴展”為具有自明性和普遍性的城市化原理。所以直到今天，“中心地”主導模式在中外城市研究中仍有較大市場，這也是它在當下中國，特別是經濟學的城市研究中廣為流傳的根源。

其次，“先有‘市’，再有‘城’”在城市史上存在著很大的局限。“中心地”理論以“提供貨物和服務”或“城市的服務型消費”為對象研究城市系統的分布和等級問題，這種研究方法本身就決定了它無法涵蓋和解釋西方城市發展的整體經驗。根據芒福德《城市發展史》 的卓越研究，影響中世紀城市發生和發展的主要因素是軍事、宗教和文化，明顯超過了商業、經濟活動的作用。以城市與軍事防衛功能為例，在 8~12 世紀期間，中世紀新城市的早期特征之一，就是把市場從原來的羅馬廣場遷移到了更便于防守的卡皮托林山。市政府也隨市場一同移往該地……［4］

在中世紀，對城市影響最大的因素是宗教。第一，宗教是人口集聚的核心機制。修道院實際上是一種新型的城邦，它是一種組織形式，或者說，是思想志趣相同的人們之間的一種緊密的手足情誼聯系，他們不是為偶爾舉行儀式而匯聚到一起，而是永遠共同生活居住在一起，在人間努力實現基督教生活，全心全意作上帝的仆人。［5］第二，修道院是西方城市精神的搖籃。如果說城市文明的世俗手段都是在皇族宮殿中形成的，那么城市的理想目的則是在修道院中形成、保存、并最終榮發起來的。同樣，也是在修道院里逐漸確立起了克制、秩序、規則、誠實、精神約束等等這樣一些現實的道德標準；后來，這些品格以各種發明形式和商業實踐活動流傳給了中古時代的城鎮，以及中古時代以后的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了鐘表、賬本和定時作息工作日。［6］第三，中世紀的商業活動從屬于宗教。“在中古時代，大型國際性集市往往發生在某個重要的宗教節日，在這樣的日子里總會有很多香客從全國各地涌向某個神圣宗廟；香客們匯聚到一起則會把一些行商暫時地吸引到這類聚匯地點來。”第四，和“中心地”的理論假設完全不同，芒福德指出：“過分強調市場在城鎮形成過程中的作用，這種論點在某種程度上是由于有些歷史學家錯以現代社會的動機和意圖去解釋歷史現象。”同時，他還明確表示，在中世紀城市發生和發展中，“商業不起主要作用”［7］。

由此可知，“先有‘市’，再有‘城’”的觀念，只是對城市的商業功能或現代商業城市某些功能和特征的反映和總結，根本問題在于把城市化、城市建設和發展的機制設想得過于機械和簡單，忽視了政治、宗教、文化、技術（如大型的水利工程、交通工程、能源工程等）甚至是人物 （如錫南之于伊斯坦布爾、張謇之于南通） 等城市要素在城市化進程中的重要作用，不符合西方城市發展的歷史進程，也不能作為城市化的基本原理普遍使用。

 

“先有‘市’，再有‘城’”有悖于中國城市發展的規律和特點

 

關于中國古代城市發展的一般規律和特點，有專家指出：“中國古代城市一般是先有行政設置、制城，而后逐步發展繁榮；而上海卻是隨著海運業的發展和商品經濟的活躍，逐漸形成城市，而后建城郭，這是上海與封建時代其他城市的不同點之一。”［8］這一概括和闡釋，大體上符合我國城市的歷史和實際，但也略有偏頗之處，對此可從兩方面“接著講”。

首先，把中國古代城市起源和發展的一般規律總結為“先有城，后有市”，是符合我國古代城市發展的主流和實際的。但需要補充闡釋的是，上海盡管有很大的特殊性，但上海畢竟是中國的上海，在本質上也沒有超出中國城市發展的普遍規律和歷史框架。在我國古代，城市“以政治功能為主”的特點十分突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都城，皇宮往往占據城市中心，這是城市最好的空間資源。而與鄉村社會相比，最能代表城市“天性”之一的商業區和生活區，則完全受制于意識形態的需要和政治制度的設計、安排。關于中國城市這個根本性的特點，即使是工商業十分發達的江南城市也未能例外。如明代的蘇州，“與政治有關的建筑仍然在城市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城中甚至有二十八座駐扎軍隊的兵營”［9］。在城市發展史上看，很多古代城市的興起和衰落都和政治資源的配置相關，其中最重要的是行政機構興廢和行政級別升降。

上海在古代江南地區的崛起也是如此。除了其自身良好的適合國內外貿易的地理條件，上海在城市發展的每一個重要階段，實際上也主要受惠于行政機構的設置和行政級別的提升。如北宋在青龍鎮設置水路巡檢司后，其征收的商業稅很快就超過華亭縣其他轄區稅收的總和，極大地提升了城鎮的地位和影響。12 世紀早期，南宋在青龍鎮設立市舶司，這是一個屬于戶部在兩浙路設的分支機構，掌管五縣的貿易和稅收，很快使這塊海隅之地獲得“小杭州”的美譽。13 世紀，元代在此設立了第二個市舶司，上海成為江南下游地區唯一設有市舶司的城市，更是極大地推動了上海城市的發展。上海在開埠后之所以迅速崛起，與這些古代的城市積累密切相關。這是我們在研究上海城市史時不應忽略的。此外，盡管有學者把古代城市劃分為以政治為中心的“開封型”和以商業為中心的“蘇杭型”［10］，但這兩者在地位上并不是平起平坐的，也不能成為“先有市，后有城”的歷史證據。

其次，不僅在古代，1949 年后的城市化同樣如此。1949 年后的城市化，主要經歷了政治型城市化 （1949～1978）、經濟型城市化 （1978～2005）兩種模式和兩大階段。政治型城市化是一種以政治和意識形態需要為中心、一切服從于國家政治需要與政治利益、帶有濃郁“逆城市化”特點的資源配置方式。以城市建制為例，1962 年 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布 《關于調整市鎮建制、縮小城市郊區的指示》，提高了城市的設置標準，撤消了大部分 10 萬人以下的市和大批不符合條件的鎮。此次調整，使我國的城市由 1961 年的 208個減少到 1964 年的 169個，建制鎮由 5404 個下降到 3148 個，城市化水平由 1960年的 19．75%下降到 1963 年的16．84%”［11］，新中國的城市化水平不升反降。經濟型城市化是以 GDP 為中心、一切服從于發展經濟生產力的城市發展模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的確立、城市經濟的改革開放、城市商業與服務功能的全面復興以及城市建制與城市人口的迅速擴張，構成了經濟型城市化進程的基本特征［12］。以 1978 年為時間節點，兩大階段在內涵和特征上的區別十分明顯。

但另一方面還要看到，它們并不是“一個取代另一個”的簡單進化關系，政治型城市化作為一個歷史階段的終結，并不意味著“以政治為主要功能”的中國城市化基本模式的解構。城市盡管天生是最活躍的經濟體，但城市經濟怎么發展、城市規模和人口怎么增長，在整體上、在最深層仍受制于“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總體設計和戰略需要。以城市規劃和發展定位為例，2004 年我國有 183 個城市打出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的旗號，這是出于經濟型城市化的必然要求，因為城市越大，就越有利于聚集人口、資本與資源，在媒介社會背景下，甚至僅僅是一個大都市的招牌，都會給城市帶來“人氣”、“財源”或“名氣”一類的“象征資本”，并有助于城市在日趨酷烈的競爭中占據主動。但由于這同時導致了一些城市在戰略定位上不切實際，在城市建設上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標準，最終影響到我國城市化的空間布局和可持續發展，所以在 2005 年受到建設部嚴厲批評后，很多曾以“國際大都市”為目標的城市紛紛改弦更張，提出建設“宜居城市”、“生態城市”、“文化城市”等新目標。

由此可知，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型城市化，盡管在很多方面和改革開放前有重大差別，但政治和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仍一脈相承。這是中國城市化和西方的根本不同之處。當然，政治對經濟的影響和干預過多，必然會帶來各種各樣的問題和后遺癥。但是更要清醒地看到，認識問題需要的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解決問題需要的是及時出臺有針對性的政策，而不是把“政治”與“經濟”的關系簡單化和對立化，如提出政府在城市化中完全退出等極端主張，或是把所有的城市問題都歸結為不遵循市場規律等片面認識，那只能因違背中國城市化的基本規律和特點而遭受懲罰，使我國的城市化出現更多的反復和曲折。

 

“先有‘文化’，再有‘城市’”，比“先有‘市’，再有‘城’”更重要

 

“先有‘市’，再有‘城’”的觀點，是一個過于簡單、非此即彼、把“政治”與“經濟”對立起來的判斷，不適合也無力解釋當今中國大規模、高速度、矛盾和需求過于集中的城市化進程。與鄉村相比，城市本身是一個復雜的有機體，至少包括政治、經濟和文化三大板塊，僅僅抓住“經濟”而罔顧其他，這必然要導致邏輯上的“獨斷論”。而“獨斷論”的問題在于：“寧可把病人治死，也不相信教科書有錯誤。”與傳統的“鄉土中國”相比，“城市中國”現代化進程更加錯綜復雜，環境、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五大要素既相互促動又彼此制約，僅僅寄希望于一個“市場化”的杠桿，只能導致一種“片面的實踐”。就此而言，“先有‘市’，再有‘城’”不是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不能指望從中找到解決中國城市發展的辦法和出路。

首先，“先有‘市’，再有‘城’”不符合中國城市發展的邏輯與歷史，以之為理論基礎批評中國城市化基本上是“隔靴搔癢”的。以當下其對新城新區的批評為例。針對一些新城新區產業集聚度不高、人口人氣不足等問題，一些人以為這恰好證明了“先有‘市’，再有‘城’”的城市化原理和規律。具體說來，一些政府的新城新區規劃和建設，不是先集聚一定規模的人口和產業，而是出于種種其他的考慮和目的，如為地方官員晉升“鋪路”，拉動地價以獲取更多的財政收益等，先規劃和建設新城新區，再吸引人口和產業，即以“行政的手”取代了“市場的手”，結果建設了一大批“鬼城”和“鬼樓”，由此導致了對新城、新區的徹底與全面的否定。

但這種判斷和評價是很成問題的。首先，它把新城新區在某些區域、某些階段必然存在的空置率高、公共服務滯后、產業集聚程度不高等，誤判為我國新城新區的整體和本質屬性，這完全有悖于新城新區發展的普遍規律和中國經驗。實際上，從不存在一開始就規劃完美、高質量的新城新區。英國從功能單一的衛星城到相對獨立的新城市中心，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探索。美國直到 20 世紀 90 年代，才開始發現并著手整治城市開發中的土地浪費、效率不高等問題。我國新城新區建設始于 20 世紀 80 年代，最初主要是工業園區、大學園區、科技園區、居住小區等，但在遭遇到通勤成本上揚、公共服務短缺、人氣不足等現實問題之后，近年來已紛紛啟動向“綜合性城市中心”的升級和改造。而關于新城新區的“人氣”問題，研究表明，新城居民的入住率有一個規律，即“前 12 至 18 個月內的平均入住率為 48%，之后的一年增加 19%，下一年為15%”［13］。以“鄭東新區”為例，從兩三年前開始，它被稱為“中國最大的鬼城”，但現在去看一下，那里不僅車水馬龍、人流如梭，甚至是“到處堵車”。這完全符合新城新區發展的一般規律和特點。其次，新城新區建設不僅符合“先有城，后有市”這一中國城市化的基本規律和特點，同時也是出于中國城市化“體量大”、“速度快”、“集中化”的現實壓迫。與舊城區改造“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小打小鬧”相比，新城新區建設在解決城市空間矛盾上具有徹底、根本和綜合性等優勢。如同我國盡管城市化水平低、農業負擔大，但仍然要選擇“以大城市為依托”的新型城鎮化道路一樣，我國城市化走新城新區建設之路也是不容質疑和否定的。我國的城市化必然要以更大范圍的城市空間為物質載體，所以對新城新區不存在需要不需要的問題，而是如何規劃和建設出一批高質量、精明增長和智慧化的新城新區。這是對我國新城新區應有的正確態度和理性判斷。

其次，“先有‘市’，再有‘城’”不符合城市的本質和理想，“先有‘文化’，再有‘城市’”才是更迫切的當務之急。從城市的起源看，城市的本質不在于實用性的商業與交換，而是“人們對一種更有意義、更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就城市發展趨勢而言，與現代的“工業中心”、“商業中心”不同，以城市文化功能為核心的文化城市正成為全球城市的主流發展趨勢與重點戰略目標。文化城市是一種不同于“政治城市”、“經濟城市”的新型城市發展模式，核心是一種以文化資源和文化資本為主要生產資料、以服務經濟和文化產業為主要生產方式、以人的知識、智慧、想象力、創造力等為主體條件、以提升人的生活質量和推動個體全面發展為社會發展目標的城市理念、形態與模式。［14］文化城市超越了城市原始的防衛、商業、工業等實用功能，符合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人類可持續發展的根本性要求。20 世紀中后期以來，不僅以倫敦、巴塞羅那、新加坡、香港為代表的文化城市迅速崛起，中國內地城市同樣從沉溺于主要以GDP 增長作為衡量指標的“國際大都市”走向了以“宜居城市” （北京，2005）、“文化大都市” （上海，2007） 為發展目標的文化轉型之路。

從解放生產力、提升城鎮化質量的角度，針對我國“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和職能不清，在一些方面“管得過多”、“統得太死”等現實問題，探索和改革行政管理體制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由于“先有‘市’，再有‘城’”自身存在的問題與局限，容易導致“市場萬能論”，所以并不適合作為新型城鎮化的理論基礎。實際上，自改革開放以來，簡單的市場經濟思維已經導致了兩方面的嚴重問題：一是客觀的資源與環境問題，直接影響到城市的可持續發展；二是主體方面的價值和意義問題，基礎設施良好的現代化城市并沒有做到“讓生活更美好”。就此而言，城市社會和文化生態的重建，是我國城鎮化面臨的突出與主要矛盾。也可以說，如何有一大批能夠駕馭城市、應對挑戰的新城市人，才是關乎我國新型城鎮化道路和建設質量的關鍵問題。進一步說，“先有‘文化’，再有‘城市’”，是比“先有‘市’，再有‘城’”更需要引起我們關注和研究的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