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湖湘文化內涵十分豐富，其中湖湘學術可以說是湖湘文化各個歷史發展時期時代精神的精華，充分體現了湖湘文化的本質特征，是歷史流傳下來的珍貴文化遺產，值得認真清理總結和深入研究。最近出版的《湖湘學案》（陳代湘主編，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版，全3冊，160余萬字）即是對湖湘學術本質的提煉和概括。

　　《湖湘學案》一書采用“學案”的形式對湖湘學術思想進行系統的梳理和研究，收錄了從先秦到1949年期間對湖湘地區思想文化和社會發展產生過重要影響、有較高學術地位的人物120人。收錄標準既有“湘人之學”，也有“湘中之學”，既包括湖南本土出生的人物，也包括那些并非出生于湖南，但其學術卻是在湖南地區創立，或者對湖南地區的思想文化和社會風俗產生了重要影響的人物。

　　《湖湘學案》全書展現出作為地域文化的湖湘學術文化，與中華文化各發展階段的時代思潮及所體現的民族精神的互聯互動。

　　一、愛國主義，勇于獻身。屈原是中國愛國主義精神的化身，其愛國思想和情感在中華大地，尤其是湖湘地區影響深遠，成為湖湘文化的一個突出特點，千百年來，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受其影響，張栻主教岳麓書院，積極宣傳抗金愛國思想，形成了一個愛國主義湖湘學派團體。他們中間的大多數在抗金斗爭中都有過突出表現，其中以李壁、吳獵、趙方最為突出。其后，宋末岳麓諸生數百人與抗元將士一起“乘城共守”，不幸城被攻破，大批學生戰死，表現出英勇不屈的愛國主義精神。從湖湘歷史發展看，無論是宋末岳麓諸生抗元，還是王夫之抗清、譚嗣同英勇獻身、黃興從事辛亥革命、毛澤東追求救國救民的真理，都繼承和發揚了湖湘文化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并且，愛國主義從來不是空洞的說教，而是需要用實際行動來踐行，有時甚至需要付出生命的代價，這在三湘兒女中有突出表現，為全國人民樹立了不朽楷模。

　　二、經世致用，躬行踐履。早在戰國時，屈原任“左徒”，便提出變法改革，開湘學經世致用，躬行踐履之風。至宋代，張栻提出經世致用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的實學思想，重躬行踐履，留心經濟之學，主張知行互發，把知付諸行。求實求知，重實事實功，體現了湖湘學的特色。清近代陶澍、賀長齡、賀熙齡、魏源、曾國藩等同為當時湖湘學經世致用思想的代表人物，均主張經邦濟世，講求實用。曾國藩提出“經濟之學即在義理之內”，將經世之學融入義理之中，強調見諸事功，突出理學的經世功能，成為晚清經世思想的集大成者。

三、重視經學，貫通文史。湘學有重經學的傳統，并將治經學貫穿于文史哲之中，勇于創新，由此發展了中國傳統學術文化。胡安國精研《春秋》，著《春秋傳》，后被定為科舉考試的范本，產生了深遠影響。湖湘學派代表人物張栻著《南軒易說》《論語解》《孟子說》等，以義理解經，提出新見，促進了理學的發展。王夫之博覽群書，于“四書”及諸經各有稗疏，又著《四書箋解》等，自得于心，闡述自己的學術思想。近代著名經學家王闿運雖偏向于今文學，主張通經致用，而與正統今文學家有所不同；然其學亦自成一家，并通過廖平等弟子影響甚大。可名之曰近代湖南古今兼采派，而與傳統古今兼采派相區別。湖南經學發達，人物眾多。王先謙著有《尚書孔傳參正》《三家詩義集疏》等。其治《尚書》兼疏今古文，辨析較詳；其治《詩》基于今文學立場尊宋、抑古，以漢學入《詩》學。皮錫瑞著《經學歷史》，將經學流變之前因后果一一標舉，雖引發種種爭論，然正因為有爭論，才顯示其價值，而不至于汗漫無歸。葉德輝受乾嘉漢學學風的影響，傾慕漢代許慎。在認定西學有助于時務的同時，亦對康有為、梁啟超借公羊學以自張其目的做法暗生不滿。王先謙門人蘇輿編《翼教叢編》，大量采入王先謙、朱一新、葉德輝等人反對新政、新學的材料，成為衛道之作。以上顯示出湘學之經學的多姿多彩、豐富多樣性，為中國歷代經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四、海納百川，融會包容。湖湘學術文化海納百川，融會包容，《湖湘學案》體現了這一特點。該學案兼收“湘人之學”和“湘中之學”，把雖非湖湘人士，但對湖湘文化做出過貢獻的人也包容在內。如西漢洛陽人賈誼遭朝廷權貴忌恨，被貶為長沙王太傅，其以道說儒、禮法仁政等思想對湖湘學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唐代劉禹錫，江蘇彭城人，柳宗元，山西河東人，都因貶官來到湖南，他們統合儒釋、以儒合佛的思想也對湖湘文化產生了影響。南宋理學大師張栻作為蜀人，長期在湖湘活動，通過與胡宏、朱熹、呂祖謙等著名人士的交往和學術辯難，融會吸取理學各派及功利學的觀點，促進了宋代理學和湖湘學術的發展。

　　湖湘學術與域外學術會通，還包括中西思想的會通，這對促進湖湘乃至整個中國文化和社會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郭嵩燾出于對國家今后發展的考慮，深入學習和考察了西方的現代科學、民主制度、人心風俗，形成了對西方文化較為系統的認識，留給后人豐富的精神財富。譚嗣同融合儒家的仁、墨家的兼愛以及耶穌教、佛教的教義，又吸取西學及其自然科學的以太說，宣傳他的仁學，要求沖決封建網羅，實行變法維新。黃興大量學習西方新思想，研讀西方革命史和盧梭《民約論》等書籍，把反清革命與民主政治思想結合起來，同時對傳統道德倫理如忠、孝等觀念進行合乎時宜的改造。毛澤東、蔡和森在從事革命實踐的過程中，受到了湖湘文化和西方馬列主義的雙重影響，把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創立了適合中國社會發展需要的毛澤東思想。這對改變中國落后面貌，掌握自己的命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至關重要。

　　五、堅持革命，批判專制。湖湘自古多豪杰，自屈原始就在問難中對天帝表現出極大的不敬，甚至指責天帝貪圖口腹之欲而徇私舞弊。王夫之隱居流亡，與清王朝專制統治抗爭，批判總結華夏文化思想之傳統。譚嗣同投身維新事業，面對封建頑固派發動的政變，不惜以流血犧牲來喚起民眾，開反清革命之先聲。唐才常總結戊戌政變失敗的教訓，企圖通過革命手段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制度。邀集嚴復、章太炎等，繼續推進中國改革，組織自立軍任總指揮，起義失敗，被捕犧牲。臨刑前大義凜然，口出一聯：“七尺微軀酬故友，一腔熱血濺荒邱”，追隨譚嗣同亡魂西去，實現兩人生前“生同志，死同烈”的誓言，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

　　六、與時俱進，開拓創新。魏源是中國早期現代化時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面對亙古未有的歷史變局，他以與時俱進的敏銳眼光率先提出了向西方學習的“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對中國現代化影響深遠。李石岑早期熱衷宣傳和引介西方哲學和文化，后從事中西哲學比較，又提出人生哲學，自成體系，在中國現代人生哲學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湖湘學案》通過對眾多湘學人物的深入細致、系統全面的研究，從思潮、流派、思想家以及挖掘中華民族精神相結合的角度，展現了湖湘文化的獨特魅力，為地域文化與時代思潮的互動結合、弘揚偉大的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作出了重大貢獻，值得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