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對話方式集中討論了文化研究的相關問題，涉及文化研究的歷史發生學、批評主旨、研究對象等相關層面。作者指出，時代現實性與文本現實性是文化研究得以出場的歷史邏輯，作為西學資源的理論話語形態和分析模式是其在中國大陸得以復制的歷史性成因。本文亦在此基礎上對國內學界關于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評的某些爭議要點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關鍵詞】 文化研究; 觀念形態; 社會文本; 意義生產

〔中圖分類號〕I109. 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 －4769 ( 2014) 01 －0181 －07

 

文化研究在國內接受有年，相關的譯著、論文、論著等成果以及學位培養方向有逐漸增多的趨勢。一些人文社科的傳統分支領域也大量借鑒文化研究的視角進行了拓展，其中突出的是種族、性別與身份等相關范疇。每一種學術思想和方法論的出場往往會引發爭論，這既是學術史的常態，亦是研究范式使然。鑒于國內學界對文化研究褒貶不一，眾說紛紜，因此，我們認為仍有必要展開專門的討論，以厘清相關的命題。

王曉路 ( 以下簡稱王) : 劉巖教授，很高興有機會和你就文化研究的一些問題進行探討。目前國內人文學科真正意義上的合作在今天的環境中仍然是欠缺的，我想這樣的學術對話或許能夠更好地討論一些相關的問題。

劉巖 ( 以下簡稱劉) : 我也很高興有這樣的對話機會。人文學科的學術活動大多數為個體行為，但能夠與學界同仁就共同關心的學術問題進行研討，或許可以在相互啟迪的過程看到問題的不同側面和多樣的處理方式。

王: 文化研究同文學研究密不可分。傳統的文學研究多為文本內部研究，即集中于紙質的、文字符號的文本，對其語音、詞匯、句型、語篇、修辭、意象、人物、情節、敘事手法等一系列構成性要素進行分析，而對文本生產的環境、傳播以及接受等相關問題，則一般不做深入的專項探討。上世紀后半期出現的讀者反應理論、新歷史主義等批評視角其實也是對傳統文學批評的重要補充，只是文化研究的關注點和覆蓋面更為廣泛。因此，一些人對文化研究不理解或不認可是很正常的。例如，一些人認為，文化是無所不包的寬泛用語，文化研究什么都研究也就什么都研究不了。然而，這種觀點是從字面上理解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評學者首先看重的是觀念形態，即在何種觀念支配下的研究、選擇文本的理由以及對現存文本的認定方式等，所以，他們著重關注的是文本的外部環境，即從文本外部的確定性條件中分析文本內部的主旨和寓意，而且重點放在文本編碼背后的觀念形態和意義指向上。

劉: 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評之所以引發爭論，也是因為文學研究本身的一些問題沒有討論透徹。中國大陸在過去較長時期對文學、作家和讀者都附加了不少沉重的東西，而談審美和閱讀的愉悅則相對較少，那時運用階級分析的視角和意識形態的定位式研究占有主導地位。所以，新時期開始時就特別講形式和美學本身，將文學研究還原到文學本身。當時一些新編的文學史之所以有影響，就是在觀念上有所突破，如復旦大學章培恒、駱玉明主編的《中國文學史》是強調人和人性，而不是階級斗爭式的政治， “文學發展過程實在是與人性發展的過程同步的”〔1〕。當然，作家、出版者和讀者都處于歷史階段中，并沒有生活在真空里，都會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但如果一味強調文學的政治功能而排斥美學，或強調文學性而排斥內在的觀念和意義產生的過程均是不可取的。

王: 文化研究帶來的困惑其實不難理解。每一個時代都有文本邊界蔓延的問題，文類、經典、形式等在整個文學史的長河中都不是靜態地持續。詩歌讓位于小說，小說讓位于影視等，這一類現象會一直被新的條件、呈現、傳播和接受方式所改變。人文社科領域中研究對象的確立，都是將未完成的歷史狀態加以截取，而后對象化。所以，固守某一模式且將其絕對化的態度是不足取的。其實，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評并不是想取代文學研究，而是突出了其中的觀念問題。貝爾滕斯( Hans Bertens) 在其 《文學理論基礎》 ( Literary Theory: The Basics) 指出，文學研究是諸種解讀方式的匯合，主要包括意義解讀 ( reading for meaning) 、形式解讀 ( reading for form)、政治解讀 ( political reading) 這三種。〔2〕另外，戈爾茨坦( Philip Goldstein) 在其名著 《文學理論的政治: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導論》 ( The Politics of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o Marxist Criticism)中，就專門對文學中的政治問題進行了很深入的討論。〔3〕這方面有影響的論著還有不少。其實文學研究和文化研究中所有關于社會正義的論題，例如: 性別、種族、 ( 后) 殖民、生態等，都是文化政治問題，也是社會生態問題，文學研究和文化研究二者其實并沒有本質的沖突。麥高恩( Kate McGowan) 就是將兩個領域的關鍵性論題并置的，她在 《批評與文化理論中的關鍵問題》( Key Issues in Critical ＆ Cultural Theory) 一書中就將 “文本性與意義表達、美學、倫理性、他者性、真實、非人性”等幾個相關的方面作為并列的關鍵問題進行了探討。〔4〕

劉: 是的，文化研究同文學研究并不構成沖突，相反，二者是互補的，文化批評的視角應該是眾多文學批評視角中的一個。這種反應可能是國人對長期以來占據國內文學研究領域的政治傾向心有余悸，所以盡量回避涉及政治的解讀。但完全排斥政治解讀恐怕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涉及族裔、階級、性別等論題的時候。其實，這三個重要的身份屬性都是在文化研究興起之后納入人們視野的重要批評維度。在我的了解中，國內學界對文化研究產生誤解的原因有多種，如一些研究文章對于文化研究的淵源和發展缺乏了解，其觀點值得商榷，有時甚至出現觀點相左的現象。例如: 有學者認為，文化研究過分注重日常生活，還尚未形成自己的理論體系〔5〕; 而也有學者認為，文化研究一直在 “原地踏步”，呼吁 “把對文化研究的偽理論興趣轉向對于現實文化現象的個案分析”〔6〕; 針對這后一種觀點，有學者很快就提出商榷性意見，認為理論和實踐無法 “一刀兩斷”，主張應該重新思考文化研究的意義〔7〕。我們知道，文化研究在英國的產生帶有非常清晰的政治、文化背景〔8〕，只是我國學者在譯介和運用文化研究的理論時應該注意我國社會文化語境的差異性存在。

王: 語境化是研究的前提。由于 “政治”、“意識形態”這一類的詞匯在中國大陸特殊的歷史階段中經歷過復雜的、大規模運動式的意指實踐，在一種特別的、泛化的和規約式的語境中被頻繁，甚至過度使用，所以，至今在人們的集體記憶中還留存著這些詞匯的某種特指。而且，更為嚴重的是，在幾十年的語用實踐中，又和特指的、不容置疑的 “破”與 “立”等詞匯結合在一起，即用 “新、舊”說取代了 “善、惡”觀。這實際上與文化現代性有關。所以，有人堅持認為，文學就是文學，不要和 “政治”、“意識形態”攪在一起。其實，這正是一種最為典型的政治態度或意識形態觀的表述。世界上并沒有純之又純的“文學”或 “文化”，而且涉及公共領域問題的知識分子的身份就是通過履行社會責任體現出來的。薩義德 ( Edward Said) 就一直強調知識分子的身份和責任，他對知識分子做出了很明確的界定:“根據我的定義，知識分子既不是調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識者，而是這樣一個人: 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評意識，不愿意接受簡單的處方、現成的陳腔濫調，或迎合討好、與人方便地肯定權勢者或傳統者的說法或作法。”〔9〕而他對于文學研究的社會語境問題也有很好的說明: “沒有人曾經設計出什么方法可以把學者與其生活的環境分開，把他與他 ( 有意或無意) 卷入的階級、信仰體系與其生活和社會地位分開，因為他生來注定要成為社會的一員。這一切會理所當然地繼續對他所從事的學術研究產生影響。”〔10〕但是，我們也不能因此就認為，所有的人文社科研究就等同于政治分析或意識形態研究。

劉: 是的，這兩者之間是不能簡單畫等號的。因此，應當區分一些詞匯在學術討論和社會實踐層面的能指與所指，不能將文學中那些虛構和想象的東西簡單等同于社會的真實場景或歷史的真實再現。文學研究的生活是特定文本范圍內的生活，不是當下、鮮活的社會生活和個體生活本身;而文化研究的重點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因而，其文化政治性寓意是清晰的，因為無論社會生活還是個體生活，都同整個大的環境相聯系。德國有一位出色的電影女導演，叫做瑞芬舒丹 ( LeniＲiefenstahl) ，她在電影藝術上做出的創舉幾乎無人能夠否認，但不幸的是，她拍攝的代表作品因其濃重的政治指向而被長期打入冷宮。她的第一部作品是紐倫堡軍事閱兵紀錄片《意志的勝利》( “Triumph of the Will”，1934 年) ，在表現閱兵的宏大場面上，瑞芬舒丹運用的電影技術至今無人超越，但遺憾的是，這部紀錄片把閱兵儀式的主角——希特勒——塑造成了神。隨后，瑞芬舒丹又接受國際奧委會的委托，為即將在柏林舉辦的奧運會拍攝了紀錄片《奧林匹亞》 ( “Olympia”，1938 年) 。女導演在這部紀錄片中運用了移動攝影機、慢鏡頭、仰拍等前衛的電影技術手段拍出了一些史詩般的鏡頭，但她那些近似法西斯儀式的呈現方式使這部影片成為她一生中的另一污點。從美學意義上講，瑞芬舒丹作品的價值至今仍然令人嘆為觀止，但是，同納粹政治的聯系卻讓她的畫面帶上了罪惡的美。〔11〕在這個例子中，我們能不能罔顧其作品的創作過程和時代背景而僅僅討論其美學價值呢? 這兩部作品的生產過程 ( 希特勒給予的可以無限制使用的經費、100 多人的攝制組、36 部以上的攝影機等工作條件、戰時的政治背景等) 同作品的最后形態有怎樣的關聯?電影受眾的審美認知 ( 個人抑或集體關于戰爭的文化記憶以及心理創傷) 可以徹底擺脫政治的因素嗎?

王: 這個案例很精彩，這些問題正是文化研究的重要關注點。文學文本的合法性首先是其文學性所決定的，否則文學就等同于觀念陳述。而對文本環境也不能簡單化處理。國內一些研究，尤其涉及到與美國或歐洲相關的話題，包括用性別和種族角度的分析，往往過于簡單化，在主觀預設中將自己的臆斷與廣義的 “反霸權”姿態直接掛鉤。所以，我們看到，一些研究總是在某種反 “意識形態”的認知中進行著特別專注的 “意識形態”式的解讀，這方面存在著許多誤區。我特別反對一些程式化表述，如凡男性就壓迫女性，白人就壓迫有色人種; 如果一個人物角色又是女性，又是有色人種，肯定就會受到雙重壓迫等等，這是一種極其簡單的、脫離對象本身的、非學理性的臆想。

劉: 這方面的問題確實比較多，一些學生的論文也往往在缺乏文本分析的前提下就下判斷。比如: 把最初美國非洲裔作家一些作品中呈現的女性所受的種族加性別的雙重壓迫盲目移植到美國猶太作家的作品研究，認定美國猶太女性也遭遇了種族加性別的雙重壓迫。實際上，猶太裔美國人的生活境遇和文化傳統同非洲裔美國人的完全不同，這樣的預設式判斷是很膚淺的。此外，一味強調族裔、性別和階級的范疇，也會忽視作品中那些超越這些范疇的、有關人的生存本質和人類命運的永恒主題，簡化或弱化審美閱讀的體驗。例如，美國非洲裔女作家莫里森 ( Toni Mor-rison)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正是因為她的作品中具有一種對人類歷史境遇的關注和超越種族的愛。所以，歷史感是文學研究和文化研究共同關注的。

王: 文化研究和更早一些的文化批評均是歷史性產物。發端于英國的文化研究能在其他文化區域得到復制，還不能簡單地認為，這是全球知識左翼思想的集中表現或新左派的話語策略。文化事件從來就不是單向的，文化的發展也從來不是單行道，人文社會科學離不開社會文化土壤本身。文化的問題首先、而且無疑是經濟和社會問題引發的。當代社會發展模式使得有限資源的獲取方式和配置方式，包括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在世界范圍內形成了一個互為結構的連鎖市場，在此基礎上形成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以技術帶動消費結合資本市場和貿易為主線的規則系統，不僅將全球不同文化區域納入該產業鏈和價值鏈的某一環節上，而且將其固化在不同位置上形成區域間的不同序列，并由此構成各區域不同的內在矛盾和外在表現形態，呈現出了我們今天所說的全球化癥候。與此同時，這一新的生產關系與消費方式也構成了社會經濟文化的新版圖。頻繁的資本跨界和勞動力市場的不斷轉移，伴之文化資源被大量挪用并被轉化為商品本身，構成了空間的巨大變化，包括物理空間和心理空間。在學術層面，這一新的社會文化現狀和發展需求所引發的深層次的區域及社會問題，卻又使傳統的研究方式對于問題的揭示力度和闡釋方式顯得蒼白乏力。所以，作為基本詞匯的 “文化”的重新出場，是歷史性邏輯的使然。

劉: 文化研究的出場除了為人文社科各個分支領域帶來社會學和文化學的視角之外，經濟視角，尤其是政治經濟學的視角，也獲得了空前的關注。這主要是因為文化研究著眼于意義的生產過程，而在此過程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資本的運作方式、組織結構等均發揮了作用，當然還有文化對于商品的表征以及生產者個人與群體的生活經驗等。所以，文化研究特別關注文本的外部環境。也正因如此，不同區域的文化研究應該突出各區域不同的生產條件。雖然如您所說，全球化把世界各區域都納入了同一個產業鏈和價值鏈，但不同區域在這一鏈條上所處的不同位置及其固有的文化傳統使意義的生產過程出現差異，也會直接影響文化產品的形態及其接受。在美國，文化研究以 “表征政治”范式為主，針對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和階級歧視等社會不公現象的意指實踐和話語實踐較為豐富;〔12〕而在澳大利亞，文化研究學者更關心 “澳大利亞”是如何在傳媒中被表征的，這些表征形態背后的意識形態及其影響和后果。〔13〕由于澳大利亞與其他大陸相隔離，殖民歷史短暫，所以，在澳大利亞的文化語境中，“民族”這一概念是有很大爭議的，完全無法同美國文化語境中的 “族裔”概念相比較，但澳大利亞的文化研究學者并沒有簡單挪用英美文化研究的理論，而在研究中堅持了澳大利亞的差異性。〔14〕中國學者也應該從中國的現實出發，分析在中國語境中文化產品的生產過程，文化產品的獨特形態，從而對文化研究的命題提出我們的答案。

王: 文化研究和文學研究類似，在批評實踐中需要做非常具體的研究，即必須根據研究對象采納相應的研究方法，而并非總是采取某種總體論的表述。例如，麥奎根 ( Jim McGuigan) 的《文化研究方法論》( Cultural Methodologies) 一書所列舉的大多是非常具體的個案研究。〔15〕正如我們剛才所談，文本的邊界一直在蔓延，其外延和內涵與許多關鍵性術語一樣，一直處于流變之中。所以，文本既包含了紙質、平面的、以文字符號為主的文本，也涵蓋立體的、以象征符號為主的社會文本。每一個文本并不是孤立出現的，總是某種文本環境的產物。因此，一個時代的文化現象和文化產品均和這個時代有關。首先是技術帶來的書寫工具、傳播及接受方式的改變。就中國書寫來看，就是從巖刻、甲骨文、竹簡、帛書等，到后來的紙質，再到電子文本等等逐漸發展過來的。西方從羊皮紙、鵝毛筆到 E 墨水，也構成了類似的書寫方式更迭史。

劉: 書寫方式的改變，不僅引發文字本身的變化，而且影響到群體的交際方式。電腦工具使得傳統文件管理、書寫和交流方式發生改變，而電子產品文字輸入的聯想功能就將漢字的筆畫順序顛覆了，從手機短信、微博到微信，書寫大大縮短乃至被語音替代，這些對于文化的傳承都將產生深刻的影響。文化研究中的文本，其內涵大大拓展了。文化研究的領軍人物之一約翰遜( Ｒichard Johnson) 曾說:“在文化研究中，文本僅僅是一種手段; 從嚴格意義上講，文本也許只是原材料 ……在我看來，文化研究的最終目標并非文本，而是主體形式在每一個循環階段呈現的社會生活，包括其文本賦形。”〔16〕那么，文本僅僅是文化研究的一個環節而已，圍繞文本的環境才是文化研究真正的研究對象，所以，約翰遜更傾向于使用 “文本環境” ( context，或 “語境”) ，來代替單純的 “文本”( text) 。〔17〕

王: 此外，文化產品也與生存樣式、文化政策及觀念形態存在著因果關系。古文明區域一般與大河流域有關。與世界其他古文明大河區域相比 ( 如尼羅河的沖積平原) ，中國黃河流域的土地相對穩定，村落也不會經常遷徙，因而敘事性的故事不多，而歌謠和祭祀詠頌的形式則更為繁多，所以，中國中原地區古代的文學形態主要是歌謠和詩歌。中國古代高度濃縮的文字與句法當然就與刻寫形式有關。中國的印刷排版，先從右向左豎排，再到從左到右橫排，都是很有意思的文化史。一個時代的文化產品脫離不了社會生活的風貌，包括生活樣式、生產方式和社會組織形式。只是各個區域方式和產品樣式隨著空間的變化在逐漸同步。

劉: 因此，完全不顧文本環境的研究可能是片面的。如果說傳統的文學研究是以文本為中心，那么，文化研究就過渡到以生產為中心了。我們合作的文章《從兩個批評模式看文化研究的理論視域》就對此做過專項說明和分析。〔18〕在約翰遜的文化批評模式中，意義的闡釋活動不再是一個以文本為中心的關系網，如在艾布拉姆斯 ( M．H． Abrams) 的批評模式中那樣，相反，意義是一個循環過程: 從意義的生產到文本形式，從受眾的閱讀/觀看到當下的現實生活，然后再進入另一輪的意義生產。〔19〕在這個意義的循環過程中，社會環境一直是發揮作用的重要因素。在約翰遜看來，文化的生產形式同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異曲同工，他因此提出了以意義為核心的文化批評模式，期待運用來對文化產品進行有效的研究。

王: 詹姆遜 ( Frederick Jameson) 曾提及現代以來幾個大的文化階段與資本主義體系之間的關系， “這些體系的階段各自 ‘對應于’……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這幾個文化階段。”〔20〕所以，文本形式是一個動態的變化，與時代有著相對應的過程，而研究范式的遷移當然也與文本的動態過程有關。中國古代文學的詩歌逐漸讓位于小說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小說的發展既與神話傳說、史傳和諸子散文以及雜史有關，也與文言與白話有關。〔21〕當時 “小說”這一自我矮化說法就極具文化意義。因為早在莊子那里，“小說”之本意 “指淺薄瑣屑的言論”，后來指“街談巷話，道聽途說”〔22〕，到后來才成為我們今天認定的 “文類”式詞匯，而對其最初的含義早已不再追究了。應該說，中國古代小說在近代的較快發展除了明、清城市化與說書人的促進性因素外，也與 “五四” 時期的文學功能密切相關。〔23〕小說真正入流是相當晚的事。隨著技術與媒體向日常生活的全面覆蓋，往后的文本形態以及研究還會發生我們現在根本想象不出的狀況或現象。

劉: 是的，文本的形態一直處于變化之中，文學經典的范疇也呈動態變化。哪些文學作品被列入經典而進入教科書，是 “精英們按照嚴格的藝術標準建立的”遴選規則決定的〔24〕，并經受了不同 歷 史 時 期 的 價 值 重 估。布魯 姆 ( Harold Bloom) 認為，莎士比亞和但丁是 “經典的中心”，因為 “他們在認知的敏銳、語言的活力和創造的才情上都超過所有其他西方作者”〔25〕。他甚至認為， “沒有莎士比亞，我們就無法認知自我”。〔26〕但是，莎士比亞的劇作在當年上演的情形很難同經典的概念聯系在一起。在伊麗莎白時代，莎士比亞圓形劇場的所在地——泰晤士河南岸——遠離倫敦繁華的市中心，是鄉下人聚集的地方，那時的演員地位非常卑微，劇場還同時兼有賭場和妓院的功能，而此前，戲劇演出甚至大多是在露天舉行的。文學經典是一個變化的歷程，其中有很多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復雜因素，也經歷了無數的起伏，莎劇就是一例。〔27〕在布魯姆的《西方正典》 ( The Western Canon) 一書后面羅列的 “經典書目”中，我們也會發現一些科幻小說、恐怖小說的名字，而這些通俗文類也曾經無法榮登文學經典的殿堂。

王: 所以，經典形成研究 ( canon formation)也是文化研究的對象。就研究對象而言，文化研究為什么專注于日常生活是許多人感到不解的。其實，日常生活恰恰最能集中反映馬克思有關“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過程”〔28〕的觀點，觀念形態總是同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密切相關的。文化研究者并非是反經典、反精英、追捧大眾文化的，而是追問經典何以成為經典的，大眾文化形態如何由小眾引領等等。換言之，他們關心的并非是大眾或流行文化形態本身，而是這種文化時尚的背后意味著什么，可能性是什么。再者，他們也不是反對真理，而是追問真理生產的過程和接受的過程何以至此。總之，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評關注常識的生產、傳播與接受; 關注知識、文化與體制權力、社會結構之間的關系。這方面有一些寫得不錯的論著，如: 李湛忞的《全球化時代的文化分析》〔29〕、吉布森 ( Mark Gibson) 的《文化與權力》 ( Culture and Power: A History of Cultural Studies )〔30〕，以及理查德·李 ( Ｒichard E． Lee) 的 《文化研究的生活與時代: 知識結構的政治與轉型》( Life and Times of Cultural Studies:The Politics and Transformation of Structures of Knowledge)〔31〕等。對 于 這 一 點，福 柯 ( Michel Foucault) 的 《知識考古學》 ( L'Archéology du Savoir)〔32〕也是繞不開的重要著作，這本小書大概是 20 世紀以來引用率最高的一本專論。

劉: 日常生活體現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因此是文化研究的研究對象。杜林 ( Simon During)編輯的 《文化研究讀本》 ( The Cultural Studies Ｒeader)〔33〕第一版就收錄了一些研究日常生活的文章，如: 德·塞圖 ( Michel de Certeau) 的 《城市漫步》 (“Walking in the City”) ，莫里斯 ( Mea-ghan Morris ) 的 《購 物 中 心的 可 做 之 事 》( “Things to do with Shopping Centres”) 以及有關廣告、球迷、搖滾樂 ( 重金屬) 、圖像文化的一些研究文章。雷蒙·威廉斯 ( Ｒaymond Williams)認為， “文化有兩重含義: 其一是指整個生活方式，其二則指藝術和知識”，而他強調二者的結合: “文化是日常的: 這是首要的事實。……每一個心靈的形成首先是緩慢地學習一個社會的形態、目的和意義，然后才有可能工作、觀察和交流; 其次，同樣重要的是在經驗中檢驗這些形態、目的和意義，并形成新的觀察、比較和意義。”〔34〕這就是說，文化是個人與社會交流、互動的產物，它不僅在文學藝術中有所體現和傳承，而且還在個人的生活經驗中接受檢驗并構建新的意義，因此，日常的生活經驗就自然成為文化的重要部分。威廉斯關于 “文化是日常的”這一觀點完全對立于傳統上對于文學和藝術的精英定位，把個人的生活體驗也納入了文化的形成過程，這凸顯了大眾對于文化的參與和推進作用。

王: 我注意到，你在文學和文化研究中一直將性別問題作為自己長期的、一以貫之的課題。性別是世界文化的古老話題，原本屬于人之根本。然而這個話題如果脫離社會性，就毫無意義，即“常識”的生產與潛行，使一些不是問題的方面成為關乎人之根本的問題。中國古代的三寸金蓮與西方文化中的塑腰均是對女性的身心虐待，是性別關系和性別權力在女性身體上的外化賦形。然而進入現代社會之后，性別問題并沒有隨之消失，而是在新的社會文化結構中，老問題以新形態出現了。在國內，性別研究的許多成果依然是譯介為主，對一些基本的關鍵詞沒有很好進行梳理，如有學者認為: “在一般情況下，性屬研究泛指同性戀研究和 20 世紀 90 年代出現的，在同性戀研究和女性主義批評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酷兒理論’ ( Queer Theory) 。”〔35〕這種把性屬研究( gender studies) 簡單等同于酷兒理論的認識，忽視了 “社會性別” ( gender，亦譯 “性屬”) 這一概念的文化建構特征，也混淆了 “性屬”和 “酷兒”這兩個性別身份范疇。

劉: 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理論論域就是性別，它是人的本質存在。既然文化研究把日常生活和個人/集體的生活經驗納入研究的范圍，那么，作為人的生存特質之一的性別自然也就成為研究對象。如果用威廉斯對于文化的解釋，性別文化就包括兩層含義: 一個是某一社會或文化對于性別的規范，這在文學藝術和知識學問中有復雜的表征; 另一個就是個人的性別實踐和性別經驗，這些實踐與經驗不僅檢驗上述規范，而且也改變并發展這些規范。其互動的結果就是: 性別身份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中會呈現不同的意義，這就是“社會性別”這一概念所具有的重要性，它既區別又聯系于 “生理性別” ( sex) 。總體來看，性別研究中的絕大部分理論術語都譯自西方文獻，由于我們還沒有能夠完全對等的詞匯，所以，一些譯名產生了望而生意的效果， “酷兒”就是一例。雖然譯者明確說此處采用了音譯〔36〕，但選用的 “酷”字恰巧同另一外來詞 “cool”的音譯“酷”同形、同音，這在不能閱讀西文文獻的讀者中間會產生不必要的聯想，誤以為這種性別經驗在西方是很流行、時尚、 “潮”的，而原英文詞 ( queer) 中的 “怪異”等負面含義卻被遮蔽了。至于 “性屬研究”，或稱 “社會性別研究”，它指的是研究性別身份和性別表征的跨學科領域，關注性別身份的社會建構特質，女性研究、男性研究和酷兒研究的方法和實踐都可以納入社會性別研究的范圍，這樣說可能更準確一些。此外，性別理論的差異性也是需要重視的。例如: 法國女性主義有其深厚的哲學基礎，當她們的理論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被翻譯成英語的時候，就有學者認為，英美學界還沒有準備好面對這些哲學追問。〔37〕那么，當這些理論又被翻譯成漢語時，這中間又有多少意義在翻譯的過程中丟失或扭曲了呢? 我對這些問題的思考也是希望了解這些理論學說的思想文化淵源，我覺得這樣才能避免借鑒西方理論時的盲目跟從和簡單套用。

王: 這一點很重要。中國學界自上世紀 90 年代譯介了不少有關的理論，研究成果也不斷出現，但相當一部分都在不同程度上預設了全世界婦女同樣受壓迫、受同樣壓迫這樣一個前提，直接運用西方的理論術語來解釋中國的問題和現象，很少去追根溯源分析這些術語背后的哲學、社會和文化淵源。這樣簡單的套用很難有效地揭示中國社會問題，同時也難以形成真正的洞察。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評的各相關命題同理。

劉: 在文學研究和文化研究中，他者的視角是重要的，因為在比較中可以更準確地看清自己，但他者的視角不能代替我們的視角，我們的世界歸根結底要通過我們自己的眼睛來認識才行。